“天安门君子”:李鹏力促六四 邓小平不知开枪
来源: 多维
2014-05-28
作者: 乡干部
  “六四”将至,“天安门四君子”之一的周舵在香港《明报》撰文,对邓小平曾说过的“六四”发生的“大气候”与“小气候”进行解释。在周舵看来,邓小平作为领导者指挥不力固然要承担“六四”的责任,但从根本上来讲直接促成“六四”灾难的却是李鹏。更值得推敲的是,原本外界一致认定的邓小平下令开枪,在周舵这里却变成了令人震惊的“邓小平不知道戒严部队杀了人”!

  以下为周舵原文节选:

  1989年6月9日,邓小平终於露面接见戒严部队并发表了“重要讲话”。令人震惊的是,他居然不知道戒严部队开枪杀了人。据中国红十字会前党委书记透露,不计伤者,那可悲的一夜仅死亡就达750人左右,其中大学生30余人,军人不到20名。请务必注意:死伤都发生在军队从城外往天安门广场推进过程中,而不是在广场,因为我们4人在开始清场的最后一刻,把全部学生和市民劝离了天安门广场。25年过去了,居然现在还有人坚称“天安门大屠杀”,简直难以理解。

  邓小平在讲话中解释“六四”为什么会发生时,说那是“大气候”和“小气候”所致,迟早要来,“早来比晚来好”,“趁着我们这些老家伙还在”,等等。中共官方至今也没有解释过“大气候”、“小气候”究竟是什么意思,坊间更是误解重重。

  下面是我的解释:

  一、大气候:中共的民主承诺与实际作为之间的巨大落差

  民主和科学(“德先生、赛先生”)成为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两大主流,正是得力於中共创始人陈独秀的大力鼓吹。延安“新民主主义”时期的中共,“自由”、“民主”、“反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可以说是“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可查中共当年的党报《新华日报》,或笑蜀编着《历史的先声》);中共最终能够打败专制独裁的国民党,很大程度上靠的是以自由民主赢得了各界精英的人心。然而,中共政权稳固之後不几年,一个180度大转弯,“一边倒”倒进斯大林的怀抱,实行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超级专制--极权主义,把自由民主彻底踩进泥里。这种政治承诺和实际作为之间的鲜明反差,造成中国先进分子和执政党之间的严重冲突,只要一有适宜温度,自由民主的诉求就会如春苗般破土而出。这种中国社会自身强大的内在张力,就是邓小平所说的“六四”发生的“大气候”,和什么“西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没多大关系,那时美国和中共还是合力反苏的战略盟友。

  现在,中共新领导班子郑重提出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由和民主赫然在目,好得很,接下来就看具体怎么做了!第一步,首先要“反求诸己”,不要再嫁祸於人,继续胡扯什么谁谁亡你之心不死。西方是有这样的人,比如那些头脑简单、傲慢偏执、不负责任的激进民粹民主派,那有什么奇怪?树林子大了,什么鸟都会有。你自己要是行得正、立得稳,谁能亡得了你!至於如何“渐进、有序、可控”地实现民主,见後文。

  二、小气候

  (1)政改vs.反自由化

  1986年启动的政治体制改革,和这之前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明显是矛盾冲突的,如何处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委实是个大难题。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如果设身处地站在中共改革派的立场上替他们考虑,实际上中共改革开放的基础一直非常脆弱,全社会、体制内外反对改革开放的势力极其强大,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改革派步履维艰,每前进一步,都要在极左保守势力和“极右”激进派之间左冲右突,设法保持艰难的平衡。

  以开汽车作比喻,“政改”好比踩油门,“反自由化”好比踩煞车,想让中国这台装载?上10亿人口的超大型破车既能前进还要不翻车,主政者需要超级高明的驾驶技巧,这几乎超越了任何人的能力水平。而我们知识分子往往书生气十足,只讲“政治正确”、逻辑严谨,不能理解“说法”背後的政治真意,又总是过分急躁,再加上邓小平原本就不善言辞,改革开放又严重缺乏理论支援,很多话碍於保守派的虎视眈眈又不能讲,於是难上加难,不出事才怪。

  (2)胡耀邦“被辞职”之後的权力结构

  邓小平是中共改革开放无可替代的舵手,胡耀邦是“中共的良心”,赵紫阳是“中共的头脑”,所以,应该说邓、胡、赵“三驾马车”是顺利推进改革的最优安排。很不幸,不知邓小平哪根神经搭错了线,居然先後自断双臂,简直匪夷所思。把胡耀邦搞下台,却把野心勃勃的保守派李鹏推上去,这样一个权力结构怎么能运作?

  我们仔细回想“六四”的全过程,不难发现李鹏所起的极其恶劣的作用。赵紫阳去朝鲜访问是邓小平的意见,李鹏到车站送行,请示对学潮怎么办,赵紫阳的指示非常明确,按政治局既定的对话、劝说等“软”的办法处理。李鹏答应得好好的,一转身,就带上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到邓小平家里大肆煽动蛊惑,引导邓小平说了一大堆违背事实、非常不理智的话,李鹏立即组织班子把这些话写成《人民日报》4.26社论,把学生和普遍同情学生的社会各界彻底推到了对立面上去,由此惹下大祸。赵紫阳回国後所做的一切努力,就是千方百计从4.26社论对学潮的错误定性转弯子,但是,每当赵紫阳的举措起了一点作用,李鹏立刻设法破坏捣乱,激化事态。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了,李鹏的目标就是两个:第一,把4.26社论的定性坐实;第二,取赵而代之。後一个目标是李鹏背後的保守势力处心积虑一直想要实现的大阴谋。赵说,倒赵其实是倒邓,事实就是如此。虽然杀人未必是李鹏的原意,但导致这一後果的,李鹏绝对难辞其咎,而李鹏在他的日记中却千方百计把责任全都扣到邓头上。

  (3)极左意识形态vs.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就是要实现全方位、多层次的现代化,毫无疑问,其主要参照系,是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西方发达国家。开放,向谁开放?当然是向西方开放,说穿了,就是西化、资本主义化,马列毛极左意识形态与之当然格格不入,邓因此不得不强行压制理论争论,硬说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这种“掩耳盗铃”策略把中共改革派置於非常尴尬的脆弱地位,而且至今依然如此。中共从十五大开始,就把“法治”写进了宪法和党纲,法治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髓”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是完全彻底不相容的,而中共至今把马克思主义奉为指导思想,这种现状不改变,类似“六四”的大乱几乎不可避免。

  (4)决策权vs.执行权

  胡、赵名义上是总书记,实际上根本没有决策权,决策权是在邓小平等“八大元老”手里。这种“决策者不负责,执行者不能决策”的权力结构一定会产生许多摩擦与隔阂,变成打乱仗。邓小平、陈云两派首领因为“谈不拢”多年互不来往,赵必须在邓和陈两个婆婆之间费力周旋,而胡、赵和邓之间也沟通不良,赵紫阳经常想见邓小平一面都不可得,真是“怎一个乱字了得”!

  (5)邓小平的个性

  专制体制是人治,不是法治,其成败与主政者的个人品质关系甚大。“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改革开放前期的成与败,和邓小平的优缺点密切相关。这篇小文不可能对邓作全面的客观评价,我只能说,“六四”事件既有其客观原因,如上述,也有邓个人的很多责任。总的来说,当时的中国如果没有邓,情况只会更糟,可能根本不会有改革开放,即便有,成绩也不会好;同时,邓的思想理论水平、领导力、说服力、制度创建能力等等方面都有很多缺欠。与毛相比,邓的常识感、现实感和对大势的把握远胜於晚年的毛,但是,作为一个最高决策层的“班长”,邓比毛差太多了。高层决策的“怎一个乱字了得”,就突显了邓的不足。

  以上几点加总,大概就是致使“六四”发生的“小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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