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哪位高级军官曾计划驾直升机刺杀毛泽东?(图)
2014-05-22
作者: 远在天边
核心提示:沉默了一阵,周宇驰抓起一个酒瓶子,狠命摔在地上,说难过也没用。还有一个办法,到国庆节那天,首长托病不去,老子他妈的驾直升机去撞天安门……我不得好死,他也别想好活!




本文摘自:《时代文学》2004年第4期,作者:舒云,原题为:《回眸1971:再探“五七一工程”之谜》,本文系节选


快到丰台,毛主席下令在丰台停车。

已经到了北京,毛泽东当然不着急了。丰台车站成了专列一路停靠最长的车站。毛泽东让汪东兴打电话给中办值班室,要他们通知李德生(北京军区司令员)、纪登奎(北京军区第三政委)、吴德(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吴忠(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到丰台车站等候(据张耀祠回忆,毛泽东是在天津站时叫他打的这个电话)。谈话后,毛泽东单独交给李德生一项任务,调38军一个师到南口待命。这里要特别说明,军队调动权集中在军委主席毛泽东那里,军委副主席林彪都不行,调动一个排也要经毛泽东批准。

十五时多,谈话结束,李德生立即赶回北京军区。

李德生传达了军委主席毛泽东的命令,同陈先瑞(北京军区第二政委)等军区领导研究调动部队进驻南口。南口在北京西北,再往前就是八达岭了,这是非常重要的战略要地,向北就是张家口,既可防苏联入侵,也可以平定北京城里的动乱。虽然包括李德生在内,这些高级将领们还是“不识庐山真面目”,但他们很快部署完毕。对即将发生的九一三事件来说,这是一个极端重要的军事部署,说明毛泽东早已成竹在胸。

果然当天晚上发生了九一三事件。

在钓鱼台负责警卫工作的邬吉成(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回忆,9月12日晚上,中南海和钓鱼台都进入了紧急战备状态。二十二时左右,部队已经熄灯,邬吉成也睡了,汪东兴来电话,中南海已经进入一级战备状态,你负责布置钓鱼台的战备工作。战备到什么程度?汪东兴说,一等,把部队拉出来,布岗,设置路障,挖工事。邬吉成一头雾水,怎么回事,演习还是打仗?搞不清,命令如山倒,他马上增派岗哨,门口布上机枪,挖好了工事,设置钉板之类的路障,阻断了各楼之间的通路,到天亮才搞完。后来汪东兴再找邬吉成,找不到了,埋怨他紧急战备怎么到处乱跑?邬吉成说你不是叫我布置战备吗?紧急状态持续一个多星期,才自然平静下来,而战备结束则在一两个月之后。

这里有个疑问,为什么除了中南海,钓鱼台也进入了紧急战备状态?难道得知林立果一伙要攻打钓鱼台吗?中央警卫团专门成立的机炮大队,一处设在钓鱼台,一处设在故宫。本来想把机枪和高炮架在西华门边的屏风楼上,但安装时发现根本弄不上去,只好算了。这不能不使人想起周宇驰(空军党办副主任)另一句歇斯底里的话,实在不行,我驾直升机去撞天安门。据李伟信(上海空4军政治部副处长)供词,9月1日时,得知毛泽东已经离沪北上。他们开会的房门开着,李伟信到门口一看,室内气氛异样,刚才那种嚣张气焰已被神色茫然所代替。林立果、周宇驰、刘沛丰(空司一处处长)、于新野(空军司令部副处长)几个人目光滞呆,低头不语。林立果流着泪说,全完了,没完成首长(林彪)交给的重托,首长把生命交给了我,我拿什么去见首长?沉默了一阵,周宇驰抓起一个酒瓶子,狠命摔在地上,说难过也没用。还有一个办法,到国庆节那天,首长托病不去,老子他妈的驾直升机去撞天安门……我不得好死,他也别想好活!过一会儿周宇驰又说,还得去一个人伪装,帮我撒传单,你们谁能跟我一块去?开始没人敢说话,在周宇驰催促下,于新野表示他去,接着我和刘沛丰也表示愿意去,林立果说,我不允许这样做。大家也觉得这种想法不现实,于新野自言自语,就怕等不到“十一”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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