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少将查到什么 回忆录披露陈永贵曾欲杀他灭口?(图)
2014-04-29
作者: 真功fu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欧阳青
    
    核心提示:1992年,谢振华将军在《难忘的回忆》一文中作了如下注解:“江青曾对张春桥和王洪文说,陈永贵这个人对我们有用处。于是,‘四人帮’便把陈永贵划进自己的势力范围,硬是把陈永贵塞进了中央委员会,以后又拉进中央政治局,同时还让他当上了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捞到了政治资本以后,便为‘四人帮’实现篡党夺权的政治目的充当打手,他自己也到处招摇撞骗。不想,事隔几年,陈永贵摇身一变之后,在秉承‘四人帮’的旨意主持省委扩大会议批判我时,竟逼着我承认整了他的黑材料,企图致我于死地,杀人灭口,以隐瞒他的罪恶历史。”
    
    开国少将查到什么 回忆录披露陈永贵曾欲杀他灭口?


    本文摘自《百战将星谢振华》 作者:欧阳青 出版社: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发现陈永贵的历史问题,谢振华按照组织原则妥善处理。周思来说:“可让陈永贵当代、表出席九大,但只当代表。”
    
    由于谢振华在山西“支左”采取“一碗水端平”的办法,这样就损伤了“总站派”日益扩张的利益。陈永贵想利用“大寨红旗”的金字招牌,彻底砸烂“兵团派”,使“总站派”在山西取得说一不二的地位。谢振华则从党性原则出发,以客观、公正、冷静的态度观察、认识问题。他发现刘格平、陈永贵等行”左“实右,表面唱着无产阶级的高调,实际上支持打、砸、抢、抄、抓,维护他们的派性利益,给山西造成了巨大危害,所以,逐渐与刘格平、陈永贵之间产生了分歧,以至发生了矛盾。
    
    1968年初秋,全国搞清队整党,为党的九大召开作组织准备。谢振华在负责山西的清队整党工作时,查出了陈永贵的历史问题,这样,无形中又加剧了他们之间的矛盾。
    
    事情的起因是山西省“支左”领导小组办公室收到一封人民来信。信中揭发了陈永贵在抗日战争时期参加日伪组织充当情报员的历史问题。
    
    具有丰富的安全保卫工作经验的谢振华闻知此事后,非常重视。他对办公室的几位知情同志说:“我们要调查研究,查清事实再说。目前,要严守秘密,不能伤害一个好同志,但也不能有一丝疏漏。”
    
    谢振华与“支左”领导小组的其他几位负责同志商量后,决定责成由北京军区保卫部在山西“支左”的刘旭等三名同志负责查证此事。
    
    刘旭等人立即奔赴阳泉市。通过查证,他们在阳泉市商业局炊事员李观海的个人档案中发现一些线索。李观海是大寨公社武家坪人,1955年镇反时,他交代过自己曾参加昔阳日伪特务组织“兴亚会”并当过情报员的罪行材料。同时供称,情报员中有粮食局管理员王久荣,还有陈永贵。于是,刘旭又翻阅王久荣的档案材料。从中也发现王久荣的供认记录。原是大寨公社金石坡人的王久荣也供认自己参加了“兴亚会”的事实,并交代陈永贵还是他们情报小组的负责人。
    
    为了弄清事实真伪,调查组的刘旭等人又查阅了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一二九师敌工部的一份昔阳县敌伪情报人员名册及敌伪档案。其中确有陈永贵的名字,并注明他是伪村长、情报员,还是“兴亚会”昔阳分会的领导成员之一。陈永贵每周去昔阳两次,直接与日寇宪兵队长清水联系。为此,当地群众给陈永贵取了个绰号叫“陈二鬼子”。抗战胜利后,昔阳人对给日本人干过事的人特别痛恨,用石头砸死不少这些被叫做“汉奸”的人。陈永贵非常恐慌,也担心自己被砸死。于是,他向大寨第一任由共产党员担任村长的赵怀恩托孤,请求村长保护他的子女长大。赵怀恩比较实事求是,为陈永贵说了好话。他说:“当时日本人来了,总要有人出面,别人不敢,他胆大,他当了伪村长,参加了‘兴亚会’,可能为日本人提供的真假情报都有,这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事,我看可以原谅。”后来,陈永贵终于又保住了性命。
    
    调查组调查的结果是:确有此事,证据确凿。于是,立即向谢振华汇报。
    
    这时,党的九大要准备召开,中央责成山西“支左”领导小组负责审查出席九大的山西代表资格,并指定谢振华为审查小组的负责人。
    
    陈永贵得知此决定后,立即主动找谢振华交待自己的这段历史问题。
    
    作为陈永贵的上级,谢振华没有“戴有色眼镜”,只是想把事情的真相了解清楚,而且对陈永贵的褒大于贬,还时常想着陈永贵带群众创业致富的事迹。
    
    1946年,大寨开始响应共产党的号召,办互助组。陈永贵是全村较好的种地把式,他带领劳动力比较差的互助组取得了好成绩,并自称他的“老少组”战胜了村里的“好汉组”。由于他干得好,1948年初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又逐步进人劳动模范的行列。1950年成了县里的劳动模范,1952年成了省里的劳动模范。1963年8月,河北、山西发生特大洪水,大寨也与许多乡村一样,被冲得一塌糊涂。已是大寨党支部书记的陈永贵,立即带领村里人在村头的大柳树下支起大锅,把集体的粮食拿出来,集体开伙吃饭,全力以赴抢着扶起地里被冲倒的玉米、谷子,还加工追肥,千方百计保住当年待收的庄稼。然后拿出集体的存款买砖,买石灰,买钢筋,昼夜奋战,很快在村中心盖起了一排排新砖瓦房。秋收时,庄稼的收成也不错。
    
    大灾大难是淘汰弱者、显示强者的试金石。
    
    正是1963年的大洪灾,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行列里,显出了谢臣和谢臣班的英雄本色,也显出了六十九军这个英雄集体和谢振华这个指挥员的英雄本色;同样,在广大农村,显出了大寨这个战天斗地的英雄群体,也显出了陈永贵这个劳动模范的豪气。1964年春,毛泽东视察河北等地,分别听取了谢振华率六十九军部队战洪水,保天津,保津浦、京广铁路的英雄事迹和陈永贵带领大寨农民自己动手,拯救家园的动人事迹。在国家遭受自然灾害的时候,作为人民领袖的毛泽东,看见人民子弟兵冲锋在前,抢险救灾;看见刚强的工人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干事业的斗志;看见朴实的农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他不得不为之动容。于是,在他的倡导下,又经过凝炼的振奋人心的号召应运而生。“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这是历史的强音,是一种弘扬英雄主义精神的具体体现。
    
    谢振华作为一名战将,一位老英雄,觉得抢险救灾是自己应该做的。
    
    谢振华与陈永贵开始彼此有好感,但后来逐渐发生分歧。开始,陈永贵对谢振华有仰视的感觉,不仅仅因为谢振华是他的救命恩人,而且谢振华是久经战火考验的英雄。谢振华对陈永贵是抱着平易近人的态度,赞赏他干事业的能力和精神,佩服他那劳动模范的豪气但反对他表现出的劣根性。谢振华对大寨提出的“大公无私”等观点表示质疑,对大寨的许多极左做法如没收自留地,割资本主义尾巴等表示不能认同,但却激怒了陈永贵。以至后来他竟把六十九军部队为救他而给他穿的军装也退还六十九军,甚至还说没有人救过他。
    
    不管怎么说,问题来了,谢振华还是很体谅陈永贵这个与他在一些观点上有分歧的劳动模范。
    
    当时,谢振华把陈永贵约到太原市的迎泽宾馆谈话。在宾馆第六层中间靠左边的一个房间里,陈永贵主动向谢振华司令员兼“支左”领导小组组长交待自己的历史问题:“谢司令,我有罪,我要到北京向毛主席请罪!”
    
    “不要着急,有什么问题可以详细谈出来。”谢振华心平气和地开导他。
    
    陈永贵很想当党的九大代表,没料到在节骨眼上露出了疵点,让他如何不着急?他转念一想:应当主动找谢司令交待,或许情况会好点。
    
    陈永贵低声说:“我在抗日战争时期的1942年被日寇抓去,后被迫参加了日伪情报组织‘兴亚会’,给日本人送情报。我是三小组的负责人。”
    
    老保卫科长出身的谢振华提问题会抓关键,他单刀直人问陈永贵:“送情报和什么人联系?”
    
    陈永贵回答:“是和日本驻阳泉宪兵队的清水队长直接联系,规定每周去送两次情报。不过,情报有真有假……”
    
    谢振华认为问题已非常清楚了,于是,让陈永贵先回去,安心工作,要相信组织,不要有过多想法。
    
    随即,谢振华召开六十九军党委会,专门研究陈永贵的历史问题。最后决定,严格按中央指示和原则处理此事。
    
    1968年9月,谢振华派赴北京出席全国军工会议的副军长李金时专门将陈永贵的问题呈报周恩来总理。
    
    周总理当即指示说:“六十九军的同志要顾全大局,不要扩散,复印件可报中央。”
    
    李金时从北京开完会回到太原,立即将周总理的指示向军党委作了传达。并把有关事宜向谢振华作了汇报。
    
    12月,六十九军正式以军党委的名义,将陈永贵的历史问题报请北京军区党委转呈党中央。
    
    不久,周总理陪外宾参观大寨时,谢振华又当面向总理请示有关陈永贵出席党的九大代表的问题。
    
    总理说:“要维护大寨红旗,此事作为历史问题来处理。可让陈永贵当代表出席九大,但只当代表。”
    
    作为山西省出席党的九大代表资格审查小组负责人,谢振华坚持原则,秉公办事,同意报请大寨的劳动模范陈永贵、西沟的劳动模范李顺达和阳泉矿的劳动模范王体、大同矿的技术干部韩英分别作为山西的农民和工人代表,出席党的九大。后来,陈永贵、李顺达当选中央委员,王体、韩英当选中央候补委员,山西省也把他们四人同时选人省委领导班子。
    
    陈永贵从党的九大当选中央委员以后,又接连在党的十大、十一大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究其原因,1992年,谢振华将军在《难忘的回忆》一文中作了如下注解:“江青曾对张春桥和王洪文说,陈永贵这个人对我们有用处。于是,‘四人帮’便把陈永贵划进自己的势力范围,硬是把陈永贵塞进了中央委员会,以后又拉进中央政治局,同时还让他当上了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捞到了政治资本以后,便为‘四人帮’实现篡党夺权的政治目的充当打手,他自己也到处招摇撞骗。不想,事隔几年,陈永贵摇身一变之后,在秉承‘四人帮’的旨意主持省委扩大会议批判我时,竟逼着我承认整了他的黑材料,企图致我于死地,杀人灭口,以隐瞒他的罪恶历史。”
    
    曾一直报道大寨真的和假的先进事迹的新华社记者冯东书说过一句妥帖的话:“‘文革’翻来覆去的尔虞我诈,可把陈永贵培养‘好’了。”
    
    的确,十年“文革”间,陈永贵由一个农业劳动模范变成了一个唯权至上的政客。而另一个比陈永贵出名早25年的劳动模范李顺达,却在十年浩劫中经受了考验,他以正直的人格力量赢得了人心,成为人们心目中永远的劳动模范。同样,作为一名战将,谢振华在“文革”十年风雨中,愈摔打愈坚强,始终不变真正的英雄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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