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书忆:江青曾命几十门大炮一起开火
2014-04-30
作者: 远在天边
    来源:《庭院深深钓鱼台:我给江青当秘书》
    
       江青的确有病,是个极敏感的人,感情纤细而脆弱。这样的人禁忌似乎特别多,但对她一生来说,有四样东西她特别敏感,概括地说,江青有“四怕”。
    
      一是怕风。
    
      “风”对于江青来说太可怕了。她经常对工作人员讲:“室内的风可厉害了,针大的孔,斗大的风。风对我是杀人不见血的刀子,它究竟是一把软刀子还是一把硬刀子,你们是知道的。你们如果不能给我解决风的问题,就是没有尽到保护我的责任,就是对我没有阶级感情。”
    
      江青居住在钓鱼台国宾馆,房子坚固、宽敞、严密,窗子安装双层玻璃。按照江青的特殊要求,她的住楼在窗子上又安装了两层玻璃;通往她的卧室、办公室有两道密封门。她在卧室、办公室或餐厅、会客厅时,把门窗都关严,三层窗帘全拉上,可有时她还说有贼风。她每次喊有贼风的时候,就坐卧不宁,脸上露出焦灼和沮丧的神情,命令我们立即找风源,堵“贼孔”。如果找不到风源“贼孔”,就说我们对她不忠,故意捉弄她。有时她别出心裁地叫我们点着一支香烟,睁大眼睛,屏住呼吸,仔细观察烟往哪个方向飘。如果往北飘,她就说风源在南边,如果往东飘动,她就说风源在西边,叫我们立即采取措施。如果冒出的烟笔直地往上飘动,可以证明没有风,这个时候如果她还感觉有风,便睁开眼睛紧张地四处张望,突然冒出一句:“这里有鬼了。”于是,大家面面相觑,仿佛真有什么妖怪和鬼魅藏在什么角落。
    
      有一次,她叫护士周淑英查风源,小周用尽了一切办法也没有找到风源。小周说:“你交给我们查风源的办法都用了也没有找到风源,你今天的身体是不是不舒服,本来没有风,你感觉有风?”
    
      江青听了以后,大怒不止,先是对小周一阵痛骂,接着又随手抄起一把锐利的大剪刀,狠狠地朝小周扔过去,幸亏小周躲闪得快,没有被剪刀戳伤。还有一次,她叫护士赵柳恩找风源,没有找到,她就狠狠地打了小赵一拳。
    
      江青到室外散步,无论是严寒的冬天,还是春暖花开的季节,甚或是酷暑盛夏,她感觉不适时,身上都穿得严严实实的,头上戴着帽子,脖子上围上围巾。甚至出楼门时,面朝里,背朝外,警卫员在她的身后,双手扶着她的肩膀,引导她往后退着走。出楼门以后,再用毛巾捂着口鼻,缓缓转过身去,低着头,慢慢走。一辆小轿车紧跟在后,只要她一说有风,汽车赶快开过去,她立即钻进汽车。
    
      人的感觉有时受精神的支配。要说江青怕风,怕得真够水平的。但她不怕风的时候,可以站在风头上。
    
      1970年11月13日,江青到海南岛休养。11月18日,她来了游山玩水的兴致,要求乘坐鱼雷快艇到西瑁岛去玩儿。快艇从某军港到西瑁岛的途中,海风飕飕。江青为了拍摄快艇后面的浪花,竟站在快艇的最高处。当时,快艇时速很快,她还嫌太慢,一直在喊:“加速!加速!再跑快点!再跑快点!”
    
      我们被海风吹得都站不稳,受不了了,却见江青迎风屹立在艇顶,一点儿事儿也没有,无比从容。上岛后她既不打喷嚏,也不感冒,还参观了女民兵的火炮阵地。这个海岛的女民兵连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因叶剑英元帅的题词而闻名:“持枪南岛最南方,苦练勤练固国防。不让敌机敌舰逞,目标发现即消亡。”女民兵们应江青的要求,还打了一阵火炮。
    
      二是怕声。
    
      噪声是可怕的,人长期在噪声中工作和生活,不但烦躁难忍,而且会缩短生命。清除和减少噪声是非常必要的,这也是人类自我保护的本能需要。我想要告诉读者的是:江青怕声怕得太邪乎了。
    
      江青曾经住过的钓鱼台国宾馆的10号楼和11号楼,这两座楼坐落在国宾馆的中心区,东北距离大马路甚远,况且有15号楼和16号楼遮挡,几乎听不到汽车的声音。西边的玉渊潭公园,自从江青住进钓鱼台以后,就封园了,四周用铁丝网围了起来,并有警卫部队把守。南边既没有居民居住又没有马路。北边的9号楼由张春桥、姚文元办公和居住,他们都知道江青怕声音,从没有从楼内发出过任何声响。这样一个安静优雅的环境,在北京是很难找到的。
    
      我在前面已经提到,江青房子的窗子和门都很严密,门缝、窗缝都用密封条贴得严严实实的。即使是这样好的环境和住所,她还总是觉得楼房内外有声音。我总觉得她的耳朵对于声音就像她的情感一样敏感,对隐隐约约淅淅沥沥的细雨声,风吹草动声,树枝竹叶的摇动声,鸟鸣声,她都听得见,并且觉得“声音太大啦,让人恐惧!”有时她捂着两只耳朵,闭着两只眼睛,紧锁眉头,摇晃着脑袋,让工作人员专门为她轰鸟、赶蝉、打树叶、砍竹子。
    
      有一次,一只蟋蟀钻到屋里得意地鸣叫。因为室内到处是家具和地毯,房间又大,要找到一只小小的蟋蟀谈何容易。我们只好硬着头皮请求江青暂时挪个房间。江青挪了一个房间,工作人员便在有蟋蟀的房间喷洒极浓的敌敌畏,蟋蟀是不叫了,房间里留下了比蟋蟀更让人恐惧的异味。通风通了很长时间异味才消散。
    
      江青怕声音怕得最厉害的时候,对工作人员走路时鞋子在地毯上的落地声,衣服的摩擦声,都极敏感。声音让她感到头脑发胀,耳根发麻。于是我们就非常小心,不穿硬底鞋,走路时两条腿叉开,两只胳膊抬起来,以免发出摩擦声。我们在她旁边,很少大声呼吸,嗓子痒了,也强力地控制着不咳嗽,拿放东西时更是轻手轻脚。
    
      慢慢地,我们掌握了与江青说话时声音的大小,语速的快慢,甚至语气的轻重。
    
      奇怪的是,怕声音怕得要死的江青,在她高兴的时候,多大的声音她也不怕。“文革”中,江青会见成千上万“革命小将”的时候,红卫兵高喊:“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祝江青同志身体健康!”江青不但不怕从喇叭里发出来的震耳欲聋的声音,而且,高兴时手舞足蹈,并高喊:“向红卫兵小将学习!向红卫兵小将致敬!”
    
      她几次外出乘坐的专机是苏联制造的伊尔18型飞机,四个螺旋桨一齐轰鸣,她照样打扑克和睡觉。坐火车时,车轮和铁轨的撞击声,她一点也不怕。
    
      1970年11月15日,她在海南岛到某高射炮阵地去视察,她拿着摄影机,命令十几门大炮一齐开火,炮声划过宁静的海岛,震耳欲聋,她哈哈大笑地说:“真过瘾,今天我可抢拍到了不少好镜头。”
    
      三是怕冷怕热。
    
      气温过高或过低,都会使人感到不舒服。适当调节空气的温度,可以适应人的感官,以便更好地休息和工作。
    
      江青一年四季所要求的室内温度:冬天控制在21。5摄氏度;夏天控制在26摄氏度。可是有时温度也是随着她的感觉走的,同样的温度,烦躁时感到闷热,孤单时感觉寒冷。尽管工作人员按照她的要求调节好了室内温度,但未必就一定让江青适应。我不止一次听江青说:“温度表不能说明问题,我的感觉才能说明问题。”
    
      江青的感觉取决于她的心情。江青是个反复无常的人,她的心情瞬息万变,我们不知道、也无法掌握她什么时候有什么样的心情,掌握的温度总是无法跟着她的感觉走。
    
      当她感觉温度不合适的时候,她会亲自去看看温度表。她是怎样看温度表的呢?她感觉热时,就弯下腰去,从温度表的下面往上看;她感觉冷时,就踮着脚跟,从温度表的上面往下看。从下面往上看,或从上面往下看,视觉相差两三度,以此来证明她的感觉是对的,温度表是“假的”。在室温的控制上常常弄得我们和江青本人都很尴尬。有好几次,她看完温度表以后,用怀疑的目光看着我们说:“这表是假的!”我记得有一次,她把温度表摔个粉碎,拂袖而去。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就重新换一只温度表。
    
      我不知道江青是否真的怕冷。
    
      北京的严冬季节,寒气袭人,她却能到户外拍摄雪景、深夜拍摄夜景。春寒料峭,她在凌晨拍牡丹,一折腾就是三四个小时,也没有事,我想,大概是创作的兴奋使她忘记了寒冷。
    
      1970年11月,江青在海南岛。14日,她高兴了,要到海里摸海贝。在水里一待就是四个多小时,也没有事。
    
      1971年6月9日,江青在钓鱼台17号楼给林彪照相,七八个大聚光灯一齐打开,室内温度很快上升到30多摄氏度。我们在场的人都热得大汗淋漓了,她却全神贯注,兴致盎然,自始至终也没听她说热。
    
      1970年7月底8月初的一段时间,江青在室内打扑克时间久了,嫌空气不新鲜,就让工作人员在室外给她搭了一个净空七八平方米的大型蚊帐,她晚上钻进去打扑克,白天也钻进去打,一打就是两三个小时也不说里边热。
    
      到过广州的人都知道,那里8月份的气候,既潮湿又闷热,江青陪同大肆吹捧她的美国作家维特克夫人,在室外一玩儿就是三四个小时,逛月秀,看兰圃,去石湾,活动量大得惊人,跟随她的工作人员都热得难以忍受,而江青并不喊叫热。
    
      四是怕光。
    
      江青怕光怕得够水平,大白天在室内看文件,有时叫工作人员把三层窗帘全部拉得严严实实的,一丝光也不准进去。打开光线柔和的落地灯,灯罩上不是盖着一块黑布,就是盖一块厚厚的深绿色的布。
    
      江青在全国各地居住的房间室内的光线都很暗。特别是在上海的房间,室内的各种色调更加适合江青的要求。诸如灯光、屋顶、墙壁、门窗、地毯、窗帘以及各种家具都是绿色的。打开灯以后,好像进了威虎山的威虎洞。如果我们一个人在她的室内工作,还真有点害怕,可这非常适合江青,她觉得非常舒服。
    
      但是,她在公共场所会见外宾、接见红卫兵时,摄影记者给她拍摄,聚光灯骤亮,强光照射、闪光灯不停地闪烁时,她一点儿也不怕,还兴高采烈地鼓掌、讲话。
    
      江青的怕与不怕是受她情绪支配的,而江青这个人神闲气定的时候又极少,所以让人觉得反复无常。但是,江青有病也是真的,在中共中央高层领导人中大多数都知道江青的身体一直不太好。从1949年到1956年,江青前后四次到苏联,她不是出国访问,也不是出国旅游,而是去治病。
    
      第一次去苏联治病是1949年4月初。江青得的扁桃体炎,高烧不退,在莫斯科做了扁桃体切除手术。在那里她静养了七个月,于11月回到北京。
    
      第二次去苏联治病是1952年的初秋。江青患肝炎,肝区疼痛,发高烧,用青霉素消炎治疗,大约治疗和修养了11个月才回国。
    
      第三次去苏联治病是1955年7月。江青得了子宫颈癌,在莫斯科进行治疗,不久回国。
    
      第四次去苏联治病是1956年夏天,江青的子宫颈癌恶化了,又回到莫斯科的医院里。她这次的病很重,身体衰弱,情绪很不好。她的白血球降到3000,稍有感冒就有生命危险。在给她做放射治疗时,一边输血一边吸氧。1957年春天,江青才脱离了危险。她吃不惯苏联的饭菜,让工作人员打电话给北京,要可口的菜。北京用飞机运去了活鱼、香蕉、苹果、茄子、西红柿和其他新鲜蔬菜。在她情绪比较好的时候,江青接受苏联最高领导人的夫人宴请。赫鲁晓夫的夫人、马林科夫的夫人、莫洛托夫的夫人、卡冈诺维奇的夫人坐在江青的左右,宴请江青并谈江青的健康问题,江青面带微笑。回到别墅,江青觉得在克里姆林宫没有吃饱,坐下来又吃中国可口的饭菜。
    
      “文革”期间,江青曾跟我们工作人员讲过,经过那次放射治疗以后,她的内分泌系统被破坏了,造成了严重的植物神经失调,很痛苦。
    
      “文革”期间和“文革”结束以后,我们经常谈论,江青为何有“四怕”?绝大多数同志认为,一是江青心态不好,二是因病所致,三是有时故意刁难我们这些工作人员。
    
               摘自:《庭院深深钓鱼台:我给江青当秘书》,作者:杨银禄,出版:当代中国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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