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民盟历史:张君劢与民盟的诞生/孟泳新
2014-04-24
作者: 青青
     笔者将民盟在一九四九年前的历史划分成了四个阶段,1〕民盟的秘密筹建阶段,2〕民盟的公开活动阶段,此两阶段又可以称之为民盟的诞生阶段,3〕民盟的辉煌阶段,4〕民盟的堕落阶段。《张君劢与民盟的诞生》一文就张君劢先生与在民盟的诞生阶段,即在秘密筹建阶段和公开活动阶段中的民盟之间种种关系作一梳理,主要想明确无疑对以下的问题作一回答。
     ⒈谁是民盟的创建人、发起人?是沈钧儒吗?是张澜吗?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吗?
     ⒉为什么不可以说,“统一建国同志会”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前身?为什么说,“将“统一建国同志会”改建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这样的说法是错误的?“统一建国同志会” 与“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之间区别点在哪里?
    ⒊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从秘密筹建到公开活动的过程是怎样的?
    
     一,谁是民盟的创建人、发起人?是沈钧儒吗?是张澜吗?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吗?
     “民盟是沈钧儒创建的吗?
      这些人是这样编造这段历史的:“……我党为扩大抗日民主阵营,应设法帮助建立一些独立的民主政团,以便联合一致,同国民党进行斗争。周恩来同志要我去征 求沈钧儒和邹韬奋的意见,可否把救国会或者以救国会为主,推动一些民主力量,建立这样一个政团。衡老及韬奋当即表示同意,以后就由沈衡老(沈钧儒,下同 --笔者注)联络各方民主力量,建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爱国主义的伟大旗手——纪念沈钧儒先生一百一十周年诞辰》,载《沈钧儒纪念集》第83 页)”。
     “全是谎言!事实是怎样的呢?…
      1939年1月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进一步限制取消了各抗日民主党派在抗战初期争取的某些民主权利。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深感有联合起来的必要,以进行民主抗争,并调 解日益加剧的国共摩擦。这一联合的组织者主要是梁漱溟(乡村建设派)、黄炎培(中华职业教育社)和张澜(无党派人士)。他们经过酝酿商议,…联络救国会的沈钧儒、邹韬奋、张申府、章乃器,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江恒沅、冷遹,第三党的章伯钧、丘哲,国家社会党的罗文干、胡石青、罗隆基,青年 党的曾琦、李璜、左舜生、余家菊以及无党派的光升等共19人,于11月23日在重庆青年餐厅集会,成立了“统一建国同志会”。
      11月29日,众人推举梁漱溟、黄炎培带着《信约》、《简章》和名单面见蒋介石,请求批准民主人士“有此一联合组织”。其时黄炎培因兼任“川康建设期成会”泸州办事处主任,去泸州未回,梁漱溟单独见蒋。蒋介石提出以不组织政党为条件,允许成立。
       “同志会”成立后的一年多时间中,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摩擦事件屡有发生。使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十分严重的忧虑。而“同志会”却无所作为。由于仅仅是一 个松散的座谈会似的组织,虽然根据简章规定两周集会一次,座谈国是,讨论时局,但仅限于“坐而论道”,没有实际活动,有时也曾将座谈意见向国民党当局进 言,都未受到重视。与会者颇感失意,座谈会难以为继,同志会名存实亡。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进一步联合势在必然。”〔引自于《盟史密辛》 发表日期:2012-4-8 12:06:00 出处:共识网 作者:观山景〕
     由于“统一建国同志会”是一个松散的联合组织,因此并没有起到第三者的作用,不久,即陷于停顿。
     就在国民政府公布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那天〔1940年12月24日〕早晨,黄炎培在1940年12月24日的日记中写道:“访张君劢新村四号,见述民族文化学院现况。梁漱溟、左舜生来。本日报端发表新参政员名单,余仍被选。因共君劢、漱溟、舜生商新组织问题。余以为吾辈调解国共,必须有第三者明确的立场和主张。午赴机场送月笙回港,则已先行。下午三时,再至君劢家,共三人续商组织问题,至夜餐后散。”〔黄炎培日记,未刊稿,1940年12月24日。〕〔笔者注,按《梁漱溟问答录》,“我〔梁漱溟-笔者注〕由我的住处重庆上清寺特园外散步,走到离特园不远的重庆新村四号张君劢家中。这里是中央银行的总裁张嘉璈的公馆,张君劢〔到重庆开会时就-笔者注〕住在他弟弟张嘉璈〔张公权-笔者注〕的家中。张君劢是参政员,也是国社党(后改为民社党)的首脑。我正要同张谈这件事,黄炎培来了,紧接着左舜生也来了,都是不期而遇。”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黄炎培日记与《梁漱溟问答录》之间对黄、梁、左仨人到张君劢家的顺序略有区别。我们应取何者为主呢?黄炎培日记记录的是当天的事,而《梁漱溟问答录》是梁漱溟在以后某时间的回忆,可信度上比应取黄炎培日记,这是一。按《梁漱溟问答录》讲法,张嘉璈是中央银行的总裁,其实此时张嘉璈任交通部部长。张嘉璈1935年12月任铁道部部长, 1938年1月仍任铁道部交通部两部合并、改组后的交通部部长至1943年。故乃取黄炎培日记为准,这是二。〕
     “在互相勉励的气氛中,张君劢提出象“统一建国同志会”这样的松散联合,很难起到“第三者”的作用,各中间派必须进一步联合起来,另外成立一个统一的组织。他还建议,先秘密进行活动,布置一切,同时在国民党的控制不到而又极接近内地的香港建立言论机关,然后以独立姿态出现,不必向政府当局取得同意。梁漱溟、左舜生、黄炎培都一致同意张的意见,后来他们又在张君劢家中讨论过几次,并决定将计划中的新组织命名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鉴于不久左舜生要去成都,张君劢要回大理,梁漱溟要返回壁山县来凤驿,他们商定暂不活动,待第二年2月来重庆出席国民参政会第二届第一次大会时“赓续进行之”。”〔引自于郑大华《张君劢与抗战时期的民主宪政运动》,转引自于梁漱溟全集第6集第354页〕
     1941年2月张君劢等人回到了重庆。2月25日张君劢、梁漱溟、左舜生、黄炎培、李璜、罗隆基、江恒源、罗文干、张澜等在张君劢家举行了第一次集会,商讨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具体办法。3月12日,他们又聚集于张君劢家中讨论一次,并公推黄炎培为主席。3月13日通过政纲12条。3月15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说,“各小党派想在国共外成立一民主联盟,以求自保和发展,他们拟请第三党及救国会加入。”〔引自于《周恩来年谱》〕这说明在民盟筹组过程中和中共较接近的第三党及救国会都不是核心成员,而是被邀请加入的。这一点在黄炎培3月12日13日日记中也可以得到印证,即救国会和第三党的领导人都没有参加民盟的筹组。而且,结果是当时只有第三党被邀请加入了,救国会并没有被邀请加入。3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大会在重庆上清寺特园秘密召开。张君劢、梁漱溟、左舜生、黄炎培、章伯钧被选为常委,黄炎培被选为主席,左舜生为总书记,张澜等13人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可见,沈钧儒等只参加了“统一建国同志会”的发起工作,而未参与筹划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到了民盟筹组后的一年多,1942年沈钧儒的救国会才加入到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由此可见,民盟创建之时,沈钧儒并没有参与。什么由沈衡老“出面,联络各方民主力量,建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真是无稽之谈”。
      “在那个众所周知的时期,为了要把沈钧儒立为“左派的旗帜”。而沈钧儒无论资历,还是人望都相差很远,他的社会影响范围只有少数文人。熟悉民盟历史的人士 都知道:沈衡老少主见。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前,他掌握不住形势,离开别人的指导就要出漏子,很不得民主人士的人心。因此,要树立他为“旗帜”,不能不编造 几段他的“光辉”历史,这也可以说是“造另一种神”吧”。〔引自于《盟史密辛》 发表日期:2012-4-8 12:06:00 出处:共识网 作者:观山景〕
     按前面引述的梁漱溟全集关于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秘密筹建的当事人梁漱溟的回忆,人们马上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张君劢、梁漱溟、左舜生、黄炎培这四位先哲是民盟的创建人、发起人。另外我们还可以从梁漱溟先生的墓志铭中得出印证,梁漱溟先生的墓志铭碑文共分7段,其中第5段写道:“1941年参与创建民主同 盟〔作为墓志铭应该写上创建时原名全称-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不宜写上1944年改名后的名称-笔者注〕”。 石正太在《梁漱溟墓碑文浅识》中加上了如下的文字,“1941年,他与张君劢、黄炎培、左舜生四人共同发起组建了民主同盟,现在简 称民盟,1948年他又退出民盟而成为单干户。”
     至于说到张澜,在 3月19日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大会,张澜等13人仅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这是一。另外新成立的组织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这里的“政团”二字强调的是“政党”之间的联盟,採用的是与“政党”雷同的“政团”二字。而张澜则是无党无派的社会贤达,如果张澜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创建人、发起人的话,那么他就不可能想要组建一个把自己排除在外的政团同盟,只能讲张澜,也是被他人作为一种特例邀请加入到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这是二。按《梁漱溟问答录》“再如张澜先生,他是一位长者,有声望,但由于他是一个人,不是一个党、一个派,所以也没有马上加入,直到成立之后才由我去邀请他加入的。这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最早酝酿的情况。”这是三。从以上列举的三点,可以说明张澜也不是民盟的创建人、发起人。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吗?“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是在周恩来和南方局支持下成立的吗?”〔如电视剧《黄炎培》中所言〕
     最主要的证据是从上面介绍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秘密筹组过程看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并不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这一点。另外也可以以下的所述作为辅证,闻黎明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第三种力量》一文中写道,“此后,国共间进行着一系列谈判,但这些谈判都仅限于双方,末让外界插手。这是因为国民党始终没有把同盟视作一个实体性的政党,仅仅摆在利用的位置,中共则出于同盟中央实际由与国民党关系暧昧的青年党把持,所以不能不抱有怀疑态度。同盟对于国共的这种做法十分不满,多次要求谈判公开。这种状况一直到1944年才有所改变,其原因一是同盟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态度越来越激烈,影响越来越大,二是同盟地方支部吸收了相当数量无派别个人盟员乃至少量中共党员〔中共党员为什么要参加到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去呢?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组织上非常严密的政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属于地下活动的状态,有很多证据表明,中国共产党是有计划有目的有企图地向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渗透,以达到控制民主政团同盟,鸠占鹊巢之功效。――笔者加注。〕,其中不少人成为地方民主运动的主要领导者。” 从闻黎明的话中即可看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并不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这一点。另外这一点也可作为辅证,在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公开之初,中国共产党对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秘密筹组过程的情报都是不正确的。前面提到的3月15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说的与事实相违。如果民主政团同盟果真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话,那是不会发生的。另举一例,1941年10月28日延安的《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中国民主运动之生力军》,竟然犯了与蒋介石8月21日日记所记的〔下面还要讲〕同样的错误,将青年党党魁曾琦误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第一发起人呢!社论即言:“最近曾琦、张君劢、梁漱溟、章伯钧、张澜先生组织了民主政团同盟。…”
    电视剧《黄炎培》中甚至把青年党的三头之一的李璜说成了国社党李璜,张群回答蒋介石说,“青年党左舜生、国社党李璜…组织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二.为什么不可以说,“统一建国同志会”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前身?为什么说,“将“统一建国同志会”改建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这样的说法是错误的?“统一建国同志会” 与“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之间区别点在哪里?
     闻黎明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第三种力量》一文中从性质上、从与国民党的关系上、从政治立张上这三个方面来分析“统一建国同志会” 与“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之间区别点,他写道,“中 国民主政团同盟〔以下简称“同盟”〕的成立,由于显示出鲜明的独立意识,从而标志着第三种力量核心的正式形成。同盟与统一建国同志会虽然都是中间党领袖以个人身份的结合体,但 二者却有着值得强调的区别。从性质上说,统一建国同志会曾战战兢兢地特别申明自身不是政党,而同盟却敢于使用与“政党”雷同的“政团”二字,说明它实质上具有党派联合的意 义。从与国民党的关系上说,统一建国会成立时还由黄炎培,梁漱溟面陈蒋介石,似乎不经过最高执政者同意就不便活动,而民盟成立过程则自始至终在秘密状态下进 行,为的是造成国民党不得不接受这样一种事实,以致10月10日同盟宣言发表后,孙科竟还否认同盟存在。从政治立张上说,统一建国同志会仅仅笼统提出争取国内统一, 以求大局好转为工作中心,而且首先强调拥护 蒋介石并促其领袖地位之法律化,而民盟的十大纲领则将“结束党治”和“设置各党派国事协议机关”列于首位,这表明将自己置于与国民党对等的独立位置。从此,无论什 么人都承认中国政治天平上增加了一颗举足轻重的砝码,同时也意识到这种力量必将对中国政治格局产生重要影响。”
     我们认为,“统一建国同志会” 与“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之间区别点在于,①独立性②自主性③有自己明确的党纲,即民盟的十大纲领作为自己作为一个政党存在的尊严。民盟的十大纲领应视为一个整体,首先,它是整个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领导集团和盟员行动的指南、奋斗的目标。尽管在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奋斗的目标有所区别,有所侧重,如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第二次宪政运动时期〔1941-1945〕应该将第二条“结束党治”、“设置各党派国事协议机关”、第六条 “军队属于国家,军人忠于国家,反对军队中之党团组织,并反对以武力从事党争。”和第七条“厉行法治,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及身体之自由,反对一切非法之特殊处置”、第八条“尊重思想学术之自由,保护合法之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列于重要的位置,这表明将自己置于与国民党、共产党对等的独立的政党位置。但在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则只能以第六条 、第二条 、以及第九条“在党治结束下,应注意下列各点:(一)严行避免任何党派利用政权在学校中及其他文化机关推行党务。(二)政府一切机关,实行选贤与能之 原则,严行避免为一党垄断及利用政权吸收党员。(三)不得以国家收入或地方收入,支付党费。…”列于本民盟的各级领导与盟员奋斗的目标。在战争结束后则以第七条和第八条作为本民盟的各级领导与盟员奋斗的目标。其次,民盟的党纲,即十大纲领也应该成为在产生内斗时评判是非曲直的唯一标准和法律依据。从这里叙述的我们的观点出发,可以明确地说,“统一建国同志会”不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前身,“将“统一建国同志会”改建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这样的说法是错误的。
     三.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从秘密筹建到公开活动的过程是怎样的?
     “同盟的筹备及成立都是秘密进行的,但在成立的第二天〔3月19日-笔者注〕即被国民党方面觉察。3月21日蒋介石在餐桌上当众责问张群,张群即打电话询问张君劢,张则矢口否认。第二天张群又亲访了张君劢,正好张君劢外出,张群便对张公权说,己探得宣言全文,又知有政纲12条未得其文,并指出迭次聚会的地点在特园某号,张君劢回家后,张公权便将张群的话转给了张君劢,张君劢立即与黄、梁等人商议,一致认为成立同盟的事无论如何也不能承认,就推说迭次聚会无非为奔走中共参政员不出席国民参政会第二届第一次大会一事,实秉最高领袖意旨而行;所谓组织,即经蒋介石同意成立的统一建国同志会;所谓12条,即经蒋介石审查的统一建国同志会信约,至于宣言,则同人屡承蒋介石要他们出来说公道话的责任而有此拟议。经过这一番天衣无缝的解释,当局即未再追问。” 〔引自于郑大华《张君劢与抗战时期的民主宪政运动》〕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秘密成立,根据原先张君劢的意见,即派梁漱溟去香港建立言论机关,以宣传同盟的政治主张,争取社会与论的同情和支持。1941年5月初,梁漱溟携带张君劢等人以及他本人的捐款,抵达香港。
     8月21日蒋介石特意召见左舜生,左舜生便把民盟成立的经过,“原原本本坦率的告诉了他。他颇注意‘民盟’的几个重要分子,”〔左舜生:青年党与国民党合作的史料,陈正茂:左舜生先生晚期言论集〕同一天,蒋在日记中说:“余对所谓各政党反动分子之言,”都用以紫乱朱之意严加痛斥。次日,他又说:“政客为恶,似是而非,行伪而僻,其可鄙甚于共党与汉奸也。曾琦、张君劢、梁漱溟之流尤甚也。”
     9月18日同盟机关报《光明报》在香港创刊,10月10日,《光明报》发表“启事”,向中外宣告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己在重庆成立,并公开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对时局主张纲领》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宣言》。国民党对新成立的民主政团同盟则是恶语中伤、肆意攻击。10月14日和11月3日,孙科先后在香港发表公开谈话称:民主政团同盟意在“变易政府,推倒现在的政权,”不管其主观动机为何,但其客观效果是“与敌伪之宣传,沆瀣一气,诋毁政府,背叛中央,”有类第五纵队。〔梁漱溟全集〕香港《时事解剖》杂志甚至刊文说:中共是民主政团同盟背后的发纵指示之人,“结束党治的口号是民盟代中共唱的。”
    需要指出的是,一些对蒋介石颇有意见的地方实力派也积极参与了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梁漱溟在1941年5月去香港之前曾在桂林待了一个多月,其香港之行得到了李济深及其子的大力支持,之后桂系代表甘介侯就加入了民主政团同盟,“对政府反感甚大”的东北同乡会也加入了民盟,刘文辉和龙云也赞助了《光明报》一笔钱。
     在这样的情况下,张君劢、左舜生、章伯钧等同盟领导人商议,决定“冒着被打击压迫的危险”,在重庆公开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组织。1941年11月9日蒋介石招宴 张君劢、左舜生、黄炎培等,交换对国际国内时局的意见。张君劢证实民主政团同盟确实成立,并向蒋介石提出民主政团同盟政纲各点。11日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会举行谈话会,张君劢在会上严正表示,“民主政团同盟确于本年3月在渝正式成立,外间有人诬民主政团同盟为冒名捏造之团体,不值一笑。本人今特向参政会秘书长正式声明,本人即是同盟负责人之一,在座有左舜生、张澜、李璜、罗隆基等参政员,都是同盟负责人,这几人刻下都在陪都,关于同盟事项可负任何责任。”
     1941年11月16日即国民参政会第二届第二次大会召开的前一天,民主政团同盟以主席张澜、总书记左舜生、组织部长章伯钧、宣传部长罗隆基和中常委张君劢的名义,邀请国共两党和救国会的代表在重庆临江路俄国餐舘举行招待茶会 ,来宾有王世杰、周恩来、沈钧儒等 47人。会议开始,由张澜宣布民主政团同盟确己成立,继由左舜生报告民主政团同盟成立经过及宗旨,接着张君劢发言指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渝负责人招待诸位,向诸位说明本盟宗旨,其目的在于促进民主,实行宪政,以加强抗战力量和建国基础。”
     1941年11月17日国民参政会第二届第二次大会开幕。张君劢作为大会主席团五位成员之一出席并主持会议。张君劢和民主政团同盟其他领导人左舜生等,提出《实现民主以加强抗战力量树立建国基础案》,直接提出了政治民主化的激进要求,其中在改革目标方面,要求“政府明令于最短时期结束训政,实施宪政;” 在立法权方面,要求成立战时正式中央民意机关,其职权必具备现代民主国家民意机关最基本的本质;在政党体制方面,要求“任何党派不得以国库供给党费;”在军队国家化方面,要求“停止军队中任何党派之党团组织,籍以防止以武力从事党争,” “主张取消学校、军队中之党部及早实施宪政;” 在保障人权方面,要求保障人民种种自由。
     从此,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由秘密转为公开,以中间力量的身份活跃在现代中国政治午台上,并成为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
     国民参政会第二届第二次大会于1941年11月26日闭幕。10天后,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12月15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了五届九中全会。次日,12月16日张君劢撰写了一封《太平洋战起致国民党中执会诸公书》,要求国民党根据变化的国际形势,对外加强与美、英、苏等同盟国的合作,对内进行军事、行政、财政、金融和经济改革,实行民主政治。这封信写后不久,张君劢就失去了人身自由,被国民党软禁于重庆南岸汪山达近三年〔1942年初-1944年底〕之久,民族文化书院被封闭,近三年之内困局重庆,“每出入有特务队骑兵一人随之,嗣〔接续-笔者注〕因心病肾病交作,家人言于政府,倘〔倘若-笔者注〕不欲置之于死地,宜准其去美医治。政府因太平洋学会开会,列我为代表之一,我乃追随蒋梦麟等同机飞美。会毕返美京,魏伯冲大使陪同访杜鲁门副总统,杜氏为美参议院主席,我述愿在此研究美宪之运用,杜氏指定一室为我工作与收集材料之所。是 年三月联合国会议开会,由各党各出代表,我与董必武、李幼椿同预闻此事。会议旣毕,董李二君先后返国,促我同行,我以继续研究美宪辞之。十二月由美去英, 已与英下院书记长约每日赴院,出席各委员会。〔1946年-笔者注〕一月九日政府因政治协商会正式开会,电促返国,乃去巴黎定飞机票,赶返重庆,已逾开会七日矣。”〔引自于张君劢著《《 跋》《辩证唯物主义驳论》》〕以致使中国政治发展从1942年初-1946年初整整四年时间内,丢失了张君劢这样的一位对当时的中国政治发展有着极其重大意义的人物的作用的发挥。近三年的软禁其公开的原因是国民党指控他为由运狗事件引发的西南联大学潮的幕后指使人,但实际上是因为他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首席创建人。
    欲想进一步了解张君劢与民盟之间的种种关联,请阅读本文的后续文章 《张君劢是民盟的首席创建人》《张君劢与民盟的辉煌》《是张君劢的“堕落”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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