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曾称他为“我的小祖宗” 达赖、班禅皆为其摸顶
2014-04-11
作者: lazycat

  庄则栋一生与佛渊源深厚。

  1954年,他14岁,赶上伟大领袖毛主席邀请西藏两位活佛达赖和班禅来京。在身为北京北海菩提佛教协会理事的父亲的安排下,庄则栋给两位活佛献花。两位活佛都伸出手来,摸了这位少年的头。

  当他把这个故事讲给第二任妻子、日裔中国籍的佐佐木敦子时,后者惊奇地总结:“你小的时候中国两位最大的活佛就给你带来了好运。一个使你获得冠军,一个使你打破中美关系的僵局,可惜你没被中国的第三个活佛摸过顶,所以到了当官的时候就不行了。”

  “如果我被第三个活佛摸过顶,我就快成神仙了,那怎么能认识你呢?”庄则栋打趣她。

  夺冠军、乒乓外交、仕途陡峭,这3件人生大事,浓缩在庄则栋的40岁之前。以至于人生的后33年,充满回忆。

  2002年,《鲁豫有约》节目组拍摄庄则栋时,看到他和妻子每天早晨到小佛堂双手合十,敬佛祈福——“除了佛,他最崇拜的人就是毛泽东”。

  跟许多同时代的人一样,庄的一生,自觉不自觉地,在领袖的注视下度过。

  “小祖宗”夺冠

  乒乓球运动员庄则栋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是在1959年4月。容国团在第25届世乒赛男单比赛中称雄,成为新中国第一个世界冠军。回国后,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在中南海接见了乒乓球队,与他们握手。此前,庄则栋只在每年“五一”、“十一”参加天安门游行时,接受过国家领导人的检阅,“非常地幸福”。而此番近距离见到领袖,“心情非常激动”。

  他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一定要用毛主席他老人家握过的手,去为毛主席争光!”

  两年后,庄则栋就用刻苦训练和十足的冲劲儿,兑现了自己的誓言。他在26届北京世乒赛上,为男团夺冠立下大功,同时夺得男单冠军。

  那次比赛,周恩来、彭真、邓小平、贺龙等都出席了开幕式。男团决赛在中日两队间展开,毛泽东没有亲临现场,但看了电视直播。当大比分打到2比2平时,庄则栋出场迎战荻村伊智朗。毛主席对着电视机高喊:“我的小祖宗,你快给我拿下来吧!”

  2007年,纪念毛主席提出“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55周年座谈会上,庄则栋说:“能被毛主席叫‘小祖宗’,太幸福了!”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在家乡举行的这届世乒赛,是庄辉煌的起点,但他的男单冠军却也成为乒乓球队日后备受诟病的“让球”的起点。那次比赛,男单四强为中国选手包揽,分别是来自上海的徐寅生、李富荣、张燮林和来自北京的庄则栋。半决赛前,贺龙元帅召相关人员开会,一上来就说:“这一次男单,谁来当冠军?”他的决定是,3位上海选手委屈一下,让庄则栋拿冠军,因为他代表首都,而且年轻,有日后连续夺冠的可能,而连续夺冠,对扩大中国影响力有益。本次及其后两届世乒赛,最终都是李富荣和庄则栋闯进决赛,按照领导意图,庄则栋实现三连冠,永久拥有圣·勃莱德杯的复制品。

  真刀真枪地打,庄则栋不一定会输,他当时在队内和国内的比赛中,成绩也很优异。所以日后人们谈及“让球”,庄总是很不服气:“世界比赛三连冠、全国比赛三连冠、队内比赛还是三连冠,中国乒乓球那么多世界冠军,就我庄则栋一人做到了,你说我成就大不大?我在大赛里从没输过外国人,你说我贡献大不大?”“20 世纪(的世界乒坛),我不是吹的,只有我一个人,只有我一个人。”

  庄则栋家中悬挂着一幅照片,是1961年4月15日,世乒赛闭幕后,在人民大会堂拍摄的。国家领导人设宴祝贺乒乓球队全体成员和大会工作人员,庄的父母也被请去,并与邓小平、彭真、贺龙、董必武、李富春、李先念、罗瑞卿、陆定一在《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国画前合影,“给了我家无尚的荣光。”

  庄视这张照片为传家宝。“文革”中几次抄家,照片犹存。“我一直没有在被‘打倒’的老干部头上去划XX。”庄则栋在与妻子佐佐木敦子合著的《邓小平批准我们结婚》(以下简称《批准结婚》)中说道。

  敦子给这张传家宝配上镜框挂好。“她上班前,就来到照片的前面,双手合掌举在胸前,并向照片三鞠躬后离家上班,每次如此。”《批准结婚》中,庄记述道。

  1963年,第27届世乒赛,中国队得三冠,载誉归来,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被毛主席接见,也是庄则栋第三次给毛主席表演打乒乓球。他和张燮林压轴。革命的“小老虎”庄则栋是直板近台两面攻,重板扣杀,凶狠迅猛;削球手张燮林“飘飘然若彩蝶飞舞般”屡救险球。

  “毛主席被这些精彩的球所吸引,不时地鼓掌,笑出了声音。”庄在回忆中写道。

  这球真的打进毛主席心里了。60年代初,中苏论战中,毛泽东给论战定基调,便用乒乓球作比喻:“我要的是张燮林式,不要庄则栋式!”

  这次的接见也跟前两次有大不同。毛主席在荣高棠的陪同下与庄则栋握手时,“笑眯眯地亲切地叫了我一声:‘小庄!’”

  庄在回忆中记录:“毛主席的声音不大,音调细而高,飞入我的耳朵里,我的心随着咚地响了一下。这是我人生第一次面对面地听到毛主席的声音,使我终身不忘。”旁边的队友也激动地说:“毛主席叫你的名字,你太幸福了!”

  “庄爷爷”引发乒乓外交

  在中国乒乓球队的发展历程中,周恩来的角色举足轻重。几乎每次大大小小的比赛,周都会以践行、接风、恳谈、视察或者观看汇报表演的方式参与其中。

  1969年秋,进入“文革”后就无法正常训练的庄则栋在一次庆祝活动中见到周恩来。乒乓球队早已停止训练和比赛,容国团、傅其芳、姜永宁不甘屈辱,悬梁自尽,庄则栋也被冠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剃阴阳头、游街、批斗。这次的庆祝活动是在周的直接过问下,庄才被安排参加的。当他快步走到周总理面前、激动握手之时,眼泪涌出。他说:“敬爱的总理,我非常想念您,非常感激您。”周对他及围上来的其他体委人员说:“过几日,我要观看你们的体育表演。”至此,乒乓球队恢复了训练。

  1971年春,毛泽东、周恩来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和外交工作的需要,决定派乒乓球队参加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31届世乒赛。出征前,针对日本右翼势力的危胁,毛批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准备死几个人,不死更好。周叮嘱球队:政治挂帅,但也要考虑国际社会的感受(诸如在机场迎来送往时,就不要每人手持红宝书,集体背诵毛主席语录了);尤其要贯彻“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方针。

  庄则栋是领袖叮嘱的最忠实也是最勇敢的执行者。当美国19岁的运动员科恩误上中国队大巴,中方人员看到他背后的USA标志后,车里彻底沉默了。有10分钟时间,庄则栋进行着激烈的思想斗争。他10岁的时候,最熟悉的歌曲是“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打败美帝野心狼”。中美关系坚冰22年未破,球队早就有出国比赛见到美国队成员不握手、不打招呼、不赠送礼物的规定。“文革”期间违反,最轻也会被冠上“里通外国”。但,毛主席之前不是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美国老朋友斯诺时说“我们要寄大希望于美国人民”吗?周总理不是说“友谊第一”吗?对方这个长头发的古怪的美国小伙子,只是一个球员,是普通的美国人民,不是政策的制定者,我们作为礼仪之邦,就那么晾着人家,不好。

  “我们队里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有什么事,技术好的去。在这种情况下,一般都会派我做代表。”于是,庄则栋站起身,走到科恩面前,送上了一幅西湖织锦。大巴到站,门开,记者和大批没票入场的观众看到了次日各大媒体的头条画面,31岁的庄则栋和19岁的科恩,单纯地互相微笑着,“中美接近”。

  在中国乒乓球队出征之前,据林克、徐涛、吴旭君所著《历史的真实》披露,毛邀斯诺登上天安门城楼,是向美国高层传递往来信号。但美国高层并未捕获这一微妙细节。基辛格在《白宫岁月》中记述,“斯诺自己后来谈论这一事件时指出:‘凡是中国领导人公开做的事情都是有目的的。’事情过后我才终于理解到……”

  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是庄和其时大多数中国人的信条,对于中国的政治风向,中国人民显然要比美国国务卿“觉悟高”。在1971年的这个春天,庄做到了出乎领袖意料的好。虽然,他当时的大胆和出于友善的单纯想法,一度引起了队里领导和队友的责怪与担心。

  毛泽东在《参考资料》的边角读到庄则栋与科恩的交往,大叫“庄爷爷”,并立刻责令追回此前已经批复的“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决定,“乒乓外交”、“小球推动大球”的外交史诗拉开序幕。毛评价庄“不但球打得好,还会办外交”。

  庄在回忆录中说道:“同志们,(毛主席叫我‘庄爷爷’)这不是我庄则栋所能承受的,我们都是毛主席的孩子,毛主席是我们最尊敬的人……用后来熊向晖同志的话说:‘毛主席为什么这么说呢?小庄,这件事你做到毛主席心坎上去了。’”

  庄则栋的一番单纯友善,改变了中美两国的关系和当时的世界格局;伟大领袖的一句评价,则改变了庄则栋的人生。

  紧随毛主席的身边人

  被招进中央读书班的时候,庄受宠若惊。他很快学习到了重要文件:毛主席致江青的信。毛主席说“我有些什么事情,我都不能跟别人说,只能跟你说”。读书班里除了他之外,都是造反派的风云人物,而他,只知围着墨绿色球台打转的木讷的乒乓球运动员,显得那么“落后”——他的第一张大字报,还是由第一任妻子鲍蕙荞写好,逼他签字的。

  庄第一次见江青,感觉对方很随和,拉家常,问到鲍蕙荞身为一位钢琴家下放到干校无琴可弹,江立刻表示:我的样板戏正需要一个弹钢琴的。

  鲍蕙荞调回“艺术岗位”之初,也对江青充满感激。但她渐渐发现,这位女领袖表面叱咤风云,私下里大家都对其不满。而自己的丈夫,也从讨厌“没本事瞎胡闹”到“对政治感兴趣了”。

  其实庄也一度疑虑。身边有“积极”的朋友劝他:你是信主席?还是信自己?

  他决定信主席,以及,主席最亲近的人。

  一次陪江青打球,江问:“小庄,我打得怎么样?”喂球喂得恰到好处的庄答:越大越好。江得意地说:“总理打球只会推挡,我喜欢两面抽杀,进攻!”

  自从上了江青的战车,庄则栋不得不一往无前,他成为共和国最年轻的部长级领导——体委主任,进入了中央政治局。据《乒乓启示录——庄则栋在“文革”中》记载,他下放了自己的队友,批斗时任体委主任王猛,在周和邓的劝阻下仍不敢放弃江的指示。鲍蕙荞发现他烟越抽越多,而且是雪茄;出门不管多远的路,都要坐红旗小轿车;她对他的工作提出质疑,他反驳说自己是在真正干马列,是革命;当她表示出对他媚权的不屑时,他高呼:你的一切还不是我给的!

  有的时候,他也会怀疑,特别是当江青跟周恩来意见发生矛盾时,他常常不知所措,害怕站错队。

  “跟着刘少奇,刘少奇一完下边一下完了。跟着林彪,林彪一倒下面‘哗’就完了。……跟谁就特别重要。文化大革命干什么都是主席讲,那主席的夫人那是最稳的……所以把江青他们都作为毛主席最亲密的人来对待。”他在2002年的《鲁豫有约》节目中说。

  但在巨浪的裹挟下,他不自知地众叛亲离。四五事件前,他警告家人,都不要去天安门广场。鲍蕙荞去了,热血沸腾。全家人在电视机前看周总理的遗体告别,发现小庄像惯常一样,背着手,踱着步,走过总理灵前。全家人都愤怒了。庄试图解释他们看到的并不是自己真实的内心,自己牵挂总理,泰国体协送来的燕窝他都第一时间拿给总理补身子,总理去世后他独自一人痛哭良久。但家人已经无法相信他。

  粉碎“四人帮”,全国迎来了二次解放,鲍蕙荞心里的大石头去除了,却仍然无法继续她热爱的艺术事业——因为丈夫牵涉江青反革命集团,她被隔离审查。

  “两案”人员的特批人生

  隔离审查进行了4年,“除了一支笔供我用来写交代和检查外,还能做的就是早盼太阳、夜数星星。”在“抬头看见墙壁上挂的毛主席像”的时候,庄想到了自己的母亲。

  “文革”初期遭批斗时,一日,母亲突然拉他到里屋,哆嗦着给他看自己供奉的两尊雕像——一尊是释迦牟尼,一尊是毛主席。庄吃了一惊,但母亲却很虔诚:

  “你别怕!没人知道,他俩我都供着,没人的时候我就点蜡烛叩头,因为没有烧的香卖。你别不信,灵着呢!”

  隔离中的庄则栋不由得苦笑:“灵着呢,果然很灵,我又坐到了囚室中,这次一坐竟坐了4年。”

  1980年,重获自由的庄则栋被分配到山西体委工作,他急切地询问陪同的国家体委工作人员,组织如何对他定性?工作人员答复还未定,但,“你自己也可以想象。”

  当庄则栋走上去往山西的火车,窗外是他久违的世界。他睁大眼睛“重新认识生活”,“有些头晕目眩”。

  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回首往事,我的少年和青年时代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墨绿色球台旁边度过的,是在掌声、鲜花和赞扬声中度过的,一度达到了荣誉的顶峰,一度又身陷囹圄,与世隔绝……我知道我要走的是一条忏悔和赎回过失的唯一道路。”

  火车到达太原,地方体委的对接人员叫了他一声“同志”。庄流了泪。

  庄在山西带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同时也等来了他的人生结论:“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犯有严重的政治错误,属人民内部矛盾。”“江青、林彪反革命集团成员”(简称“两案”人员)成了他洗不掉的政治标签。

  1985年,他回到北京少年宫执教,并与鲍蕙荞离婚。

  那时的他,定位于“我是一块炭,只能发点热而没有光,谁碰上我,会沾上黑。在这块土地上,有谁不怕沾上政治的污泥呢!”

  人生低落期,他与当年在日本打世乒赛时认识的女球迷佐佐木敦子重逢。后来两人相爱并相约相守一生。他送给敦子自己在隔离审查期间储备、在山西期间写就的、凝结其毕生运动经验和做人思考的著作《闯与创》。这本书来之不易,在众多出版社拒绝之后,他写信给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万里,才得以印刷面世,他回北京后的工作才得以落实。

  庄则栋为敦子装修家里的老房子,力图有日式风格。由于当时供应不足,在用电和煤气方面,庄则栋不得不求助于北京市相关部门领导。

  “特事特办”、“写信给中央领导反映情况”几乎成了庄则栋解决重要问题的惟一方式。所以,当他跟佐佐木敦子的婚姻因涉外而得不到批准时,他只能再次运用“写信”的方式。

  庄则栋事前咨询涉外婚姻处,知道他和敦子的情况符合法律规定,可以结婚。但单位领导却给他传达指示,由于其曾官至部长,掌握国家机密,不能与外国人结婚。禁令传来的同时,敦子的中国签证到期,未获延续,只能回到日本。

  以为自己不可再次拥抱爱情的庄则栋苦闷悲伤,他“哀叹自己再一次以喜剧的形式扮演着悲剧的角色。……我要问问命运之神:‘您怎么总是选我当演员呢?’……舞台上演员的荣辱、兴亡、悲喜全是假的,而我的这些却都是真的。”

  他找了北京市教育局副局长、东城区政府副区长、前中国驻日大使及其夫人、万里副总理的妹妹、外交部部长、习仲勋的秘书等,未果。后经朋友建议,又把申请投给时任天津市市长李瑞环。他在给李的信中讲述佐佐木敦子出生在中国、父亲为中国建设而病逝于此的故事,交代敦子愿意放弃日本国籍,加入中国籍,并说自己“已十几年不参政,是个时过境迁之人”,两人均符合法律规定结婚的情况,请求领导批准。同时,敦子也3次写信给邓小平陈情。

  1987年,庄则栋和佐佐木敦子终得完婚。1991年,就接受日本友人邀请观看41届世乒赛及自己著作日本版首次在日发行等事宜,庄则栋上书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请求批准赴日工作,并探望岳母。这一请求得到了中央的批准。

  家庭生活恢复正常,但庄最在意的组织和社会评价的回归却要经历更久。

  新华社记者唐师曾记得,1984年,北大国际政治系拟邀请庄则栋来开讲座,庄自报演讲题目《我的七十二变》,未获北大批准。

  “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火红年代,上边儿有严格规定,刚放出来的庄则栋像一只惊了枪的兔子,严禁采访。”因此,一直想一睹庄则栋真容的唐师曾来了个硬闯少年宫,冲进庄的教室,连拍3张,立刻被庄挥舞球拍赶了出来。二人肢体接触之际,唐把名片硬塞进庄手里。

  当晚,唐将这张照片发了通稿,次日即被《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北京日报》等多家媒体引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将图片说明以口播的形式播送。不久,自隔离审查后一直极度抗拒记者的庄则栋给唐师曾打来电话,请他到家中做客。当晚一见面,庄就急切地问这位新华社记者:“是不是党——要重新评价我了?”

  “重新评价”或许是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有次基辛格访华时问到乒乓外交功臣庄则栋,中方接待人员说“他出差了”。1996年,纪念乒乓外交25周年,中国乒乓球队赴美访问,一些老队员也被邀请参加庆祝活动。庄则栋依然缺席。

  进入新千年,庄则栋创办了自己的乒乓球国际学校,带着妻子各地讲学会友,文化界、艺术界、体育界、商界甚至社会上各类奇人他也有所接触。2007年五一,他开博客,受到网友欢迎。

  他的反思,在公开场合虽然不多,但亦有所表露。他承认自己伤了人。2002年,他对《鲁豫有约》说:“……当然我伤人不会去打人,我更不去关人,我不搞这些。因为即便是文化大革命中,我也反对搞这些。但是你不给人家工作,你把人家调离,这个本身就是伤人。”

  他承认自己不懂政治,在自己的书中写道:“我搞政治是历史的误会。”在斗争狂热期,他认定这些工作都是必要的“阶级斗争”:“……举个例子,1974 年,假如你跟着‘四人帮’干,感觉还可以;但是1975 年邓小平同志一上来后,跟‘四人帮’(对着)干,我心里就不是滋味了,感觉就是有点受压;到1976 年提出反击右倾翻案风,我们的日子又好过了。所以我感觉凡是跟着风跑的,就是一种阶级斗争。”

  狂风过后,他发现自己“知识上的狭隘、生活上的局限和幼稚,简直是盲人骑瞎马,能不摔得头破血流吗? ”

  1999年,他在电视上看到王猛,后者谈到庄则栋,说庄尽管犯了错误,但是可以原谅的。庄则栋闻言感慨:“共产党培养的一些老同志,我认为真是了不起,对于任何事情都实事求是。”

  “人啊,都有功有过,作为一个年轻人,他犯这样的错误,应该说是不好的,对党和人民对体育事业都有一个很大的(危害)……确实搞乱体育战线起到一个很坏的作用。……当然他也是一个受害者。”庄则栋的队友、乒坛名宿徐寅生评价说。

  庄在跟作家叶永烈的通信中说道:“历史像一幅油画,在近的地方看不清,站远了才能看得清。”经过“文革”,他明白自己不是搞政治的材料,还是愿意回到少年宫,教孩子们打球。

  这样的生活,庄则栋也满足了,他在书中写道:“如今,我和敦子一直住在北京,过着普通市民淡泊宁静而又美满幸福的生活。”

  2008年,庄则栋查出患有癌症。在将近五年的治疗中,他表现顽强,友人说他的状况就像乒乓球赛,“天天都是20平”(21分制计)。2013年,农历蛇年春节这天,他终因重病不治逝世。

  除乒坛相关人士、文化界好友的凭吊之外,民间左派人物司马南也发微博纪念:“……近年来我主持毛主席诞辰纪念活动,每一次他(庄则栋)都来,抱病前来。最近这次,他永远地缺席了。照片上的这句话(“他为人民谋幸福”——纪念毛主席诞辰118周年),是他怀着崇敬的心情经常写的。”

  庄则栋逝世后,其家人拒绝了所有采访,甚至不接受记者以个人名义的悼念。佐佐木敦子的弟弟佐佐木隆在回答“为什么记者不能纪念庄先生”的疑问时说:“上面有规定。……你们去找去吧。去找‘规定’去吧。”

  2月28日,庄则栋的遗体告别仪式将在北京佑安医院太平间里举行,“追悼会不许上八宝山,”庄的一位多年好友说,“没办法,他不是普通人,他是特殊人物。”

  (参考书目:庄则栋、佐佐木敦子:《邓小平批准我们结婚》;庄则栋:《闯与创》;关鸿、黄伟康:《乒乓启示录——庄则栋在“文革”中》;钱江:《“乒乓外交”内幕》;王泰平编:《乒乓外交的回忆》。感谢受访的庄则栋先生队友、领导、友人及无法受访的庄先生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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