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妓女在中国的历史
2014-04-10
作者: 乡干部
    
    来源:百度百家 作者:陶短房
    
    摘要:1935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曾向“国联”递交报告称,仅在上海一地从事卖淫的白俄女性就不下1300人,而有当时的外国人估计,整个上海外国妓女人数不下一万,全国范围内就更多了。
    
    外国妓女进入中国,一般被认为可能始于汉代通西域,丝绸之路畅通之际,而“蔚然成风”,则是在国门开放的唐代,当时的首都长安,市舶司所在地广州、明州(宁波)等地,都有被称作“胡姬”的外国女子出没于服务性场所,“胡姬+葡萄酒”的“标配”,是许多唐代诗歌和传奇小说的场景。当然,这些“胡姬”并不一定是“外国妓女”,其中不少仅仅是劝酒陪酒的“外籍女招待”而已。
    
    “胡姬”的成分很复杂,来自中亚、南亚等地的都有。在当时,广州等地已经出现黑奴,并被称作“昆仑奴”,但“胡姬”中是否也有黑人女性存在,如今却已不可考了。
    
    元代中外交流更加广泛,当时来华的外国人很多,其中包括商人、航海家和冒险家,泉州等沿海港口城市中外混杂,色情服务业也依旧繁盛。不过元代实行严格的民族等级制度,“胡姬”们的服务对象,更多被局限在来华外国人内部。
    
    明初的蒲氏叛乱导致泉州港的没落,此后明朝的对外政策屡有变更,时而开放,时而闭塞,但在强调“华夷之辨”的风气下,尽管这一时期色情行业空前繁荣,达官贵人、文人墨客公然嫖娼宿妓,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但“胡姬”的身影反倒销声匿迹了。值得一提的是,明代的南中国,出现了以“借地”形式建立起的、由葡萄牙人控制的城市——澳门,在这座特殊的国际城市里,外国妓女的身影变得司空见惯起来。
    
    清代建国后不久就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尽管仍有少数外国人为清廷所用,却只能被圈在一个狭窄的小圈子里,在鸦片战争爆发前,外国妓女只能出现在澳门,甚至当时唯一对外通商的港口——广州,外国人置办产业也受限制,更不用说从事这种特殊行业了。
    
    1842年,中国因鸦片战争失败,先后和英、美、法签署南京、望厦和黄埔三个条约,并根据片面最惠国待遇,为列强所均沾,自此以后,越来越多的中国城市被辟为对外开放的商埠,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武汉、九江、宁波等城市出现了外国租界,随着外国势力的深入,更出现了哈尔滨、青岛、湛江等部分由外国人建立和管理的特殊城市。
    
    由于这些商埠涌来大批外国军人、商人、水手和冒险家,他们中不少人远离家庭,单身来华,“特殊需要”变得普遍而迫切,因此最初有一些外国妓女、交际花追随“主顾”们的脚步来到这些商埠,在商行、码头附近租房“营业”。随之而来的,则是更专业的老鸨和人贩子,他们在商埠择地建立妓院,并从世界各地诱拐各国女性来华。
    
    在甲午战争前,中国沿海商埠的外国妓女,以西洋妓女为主,被俗称为“西域葡萄”,她们中有原本就是风尘女子、自愿来中国碰碰运气的,也有被诱拐欺骗来、被迫从事色情业的,服务对象以外国人为主,国籍则五花八门,其中自愿来的以西欧人居多,被诱骗来的,则多为罗马尼亚人、犹太人和美国人。
    
    明治维新和西南战争后,日本社会发生重大变革,许多丧失土地、产业的日本人不得不移居国外,其中不少人来到中国沿海,从事色情业和娱乐业的为数不少。甲午战争后,日本和列强一样获得在中国的不平等权益,辛丑条约后中国国门被完全打开,近水楼台的日本妓女更逐渐成了在华外国妓女的主力。在许多城市里,都有所谓“日本妓院”、“东洋馆子”,在上海虬江路、邢家木桥一带尤为著名。
    
    和“西域葡萄”不同的是,日本妓女的服务对象很广泛,既有专门为日本人或外国人服务的,也有对中国人开放的,既不乏高档妓女,也有收费低廉的“大路货”,且与“西域葡萄”不同,日本妓女并不局限于沿海和商埠,许多内地城市、甚至内地中小城市也能见到她们的踪影,如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不久,北京附近的通县发生保安队起义,日军扶植的殷汝耕傀儡政权被推翻,许多日本顾问、间谍和侨民在混乱中被打死,其中就有日本妓女。抗战结束后,许多日本侨民迟迟得不到遣返,他们中的一些女性为生活所迫从事色情业,其分布就更广泛了,山西旧军人的许多回忆录中都说,太原城里有日本妓女出没,而东北光复后的长春、通化等地,也一度有大批日本女人沦为娼妓。此时日本已战败投降,这些被迫沦落风尘的日本女人,自然不可能挑剔自己的顾客。随着遣返工作的加快,日本娼妓的数量很快大幅度减少。
    
    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后,许多“白俄”流落到中国,他们中的许多女性本来出身高贵,但流落异乡后既没有钱,又缺乏谋生技能,只得充当舞女、女招待等糊口。1932年“1.28”淞沪抗战爆发,娱乐业受到极大冲击,许多白俄舞女、女招待不得不“下海”从事色情业、这批被称为“白俄妓女”的人,主要依托租界歌舞厅、酒馆、咖啡厅等娱乐场所“坐台”,也有在街头“碰运气”或“钓鱼”的所谓“流莺”。
    
    外国妓女在华人数有多少?1935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曾向“国联”递交报告称,仅在上海一地从事卖淫的白俄女性就不下1300人,而有当时的外国人估计,整个上海外国妓女人数不下一万,全国范围内就更多了。
    
    外国妓女的档次差异很大,上等妓女常常出没高档场所,锦衣玉食,气度不凡,下等的则“面无人色”,饱受摧残。除了这些正牌妓女,当时的北京、上海、大连等地,还有为数不少的外国“交际花”,这些人出入北京六国饭店、上海和平饭店等高档场所,和中外“体面人物”周旋。
    
    妓女似乎永远和间谍活动密不可分,世界史上第一个有名有姓的妓女——非利士人大利拉,就是一个被收买的间谍,并最终将大力士参孙置于死地。来华的外国妓女、交际花也不例外,据说在鸦片战争时,澳门西洋妓女中,就有被雇佣打听中、英两国情报的间谍,东洋妓女、交际花中的间谍就更多,许多“东洋馆子”本就是日本军部或秘密组织的间谍站。流落中国的白俄妓女、风尘女子因为“无祖国”,更曾在20-30年代的“情报战”中,成为各派势力竞相拉拢的密探,许多人因此左右逢源,成为双重、多重间谍。
    
    间谍最怕出名,一旦出名往往只有死路一条,因此外国妓女中的间谍固多,留下名字的却少。因参与“皇姑屯事件”,并多次给日本军提供情报的“满洲阿菊”河村菊子十分出名,但这位曾混迹风月场的日本女间谍之所以名声大噪,却是因为在日俄战争中嫁给东北马贼,帮助日军对付俄军。
    
    相形之下,交际花中的女间谍,出名概率就高得多,如二战期间在上海名噪一时的“印度公主”苏玛里,不仅周旋于各国军政要员之间,自己也受雇于纳粹德国,并暗中向其它势力出卖情报,还嫁给了一名日本间谍,日本投降后则长袖善舞,不断编造自己被日本间谍迫害的故事,后来据说嫁给一名美国军官,从此下落不明。
    
    还有一些实际上并非妓女、充其量只能算“客串交际花”的名人,也常常出没于六国饭店等场所,其中也有间谍混杂。有趣的是,她们中最出名的几个人物中,很多身份在当时都被弄错了,如被当做“中国交际花”的李香兰,其实是不折不扣的日本人,而被当做“日本间谍”的川岛芳子,反倒是货真价实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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