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沁园春·雪》的解读之争
2014-03-11
作者: 马司令
    
    来源:《炎黄春秋》2014年第2期 作者:彭知辉
    
    摘要:如果不被作者的光辉所笼罩,即可看出这首词存在不少瑕疵。
    
    学者谢泳曾发掘出毛泽东《沁园春·雪》1945年在重庆发表时两则相关史料。一是重庆《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将这首词抄给傅斯年,在信中写道:“日前之晤,承问笑话,忘记谈一事,即毛泽东近作之《沁园春》也。特另纸录陈,以见此人满脑子什么思想也。”虽未具体展开,但很明显,对《沁园春·雪》语含不屑。二是作家吴组缃在当时的日记中,也谈及读《沁园春·雪》的感想:“毛主一切为大众,于文艺尤主‘为老百姓喜闻乐见’,却作这样的词。毛反对个人英雄主义,而词中充满旧的个人英雄主义之气息。看他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这些霸主比高下;说‘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意与蒋先生争胜,流露踌躇满志之意。说山河壮丽,所以古今英雄都要争霸,逐鹿,他亦自居于此类英雄之一。这些气味,使我极感不快。”
    
    《沁园春·雪》是毛泽东1936年写于长征途中,重庆谈判期间书赠柳亚子。柳亚子将毛词和自己所作和词,一并交《新华日报》。1945年10月11日,即毛泽东离开重庆那天,《新华日报》刊发柳亚子和词。11月14日,吴祖光在《新民报晚刊》首次公开发表毛泽东《沁园春·雪》。11月28日,《大公报》发表了毛唱柳和的两首咏雪词。
    
    《沁园春·雪》公开发表后,出现了大量步韵、唱和之作和评论文章。其中,围绕这首词是否体现了“帝王思想”,开展了一场激烈的笔战。12月4日,词学名家易君左在《和平日报》发表了一首和词:
    
    国脉如丝,叶落花飞,梗断蓬飘。痛纷纷万象,徒呼负负;茫茫百感,对此滔滔。杀吏黄巢,坑兵白起,几见降魔道愈高?明神胄,忍支离破碎,葬送妖娆。黄金堆贮阿娇,任冶态妖容学细腰。看大漠孤烟,生擒颉利;美人香草,死剩离骚。一念参差,千秋功罪,青史无私细细雕。才天亮,又漫漫长夜,更待明朝。
    
    词中阐发忧国忧民情怀,“忍支离破碎,葬送妖娆”;表达对国家战乱的忧虑,“才天亮,又漫漫长夜,更待明朝”。当然,“杀吏黄巢,坑兵白起”等句,将内战责任隐然指向了中共。同一天,《和平日报》刊出两封“读者来信”,指斥《沁园春·雪》含有“几千年来的王霸思想”,“出现了秦始皇的面目”,“自况之余,盖以自负也”。针对这些指责,聂绀弩、郭沫若等作词并撰文进行了驳斥与辩解,将《沁园春·雪》的思想内涵归之为“反封建,反帝王”;“岂等沛风,还殊易水”,申明毛泽东与封建帝王、草莽英雄的区别。然而,这些驳斥只是一种简单的申辩,并夹杂人身攻击,并未根据词作本身作出具体、合理的阐释。还有一种说法,称此次论争是由蒋介石引起的,蒋从此词中看出毛泽东野心勃勃,想当帝王称王称霸。然而,这近乎小说家之言,恐怕难以为凭。由于政治因素的介入,使得这一场论争变味,偏离了文学本身,它实际上是国、共两大政治阵营在思想文化领域开辟的第二战场。
    
    当然,并不是所有介入《沁园春·雪》论争的和词或文章都持党派立场。早在此前,柳亚子对这首词“类帝王口吻”也很敏感。10月23日,在毛泽东手迹跋文中,他对《新华日报》不发表《沁园春·雪》作出揣度:“中共诸子,禁余流传,讳莫如深,殆以词中类帝王口吻,虑为意者攻之资;实则小节出入,何伤日月之明……余意润之豁达大度,决不以此自谦,否则又何必写与余哉。”12月16日,王芸生在重庆《大公报》发表《我对中国历史的一种看法》,文前“补识”写道:“近见今人述怀之作,还看见‘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比量。因此觉得我这篇斥复古迷信、反帝王思想的文章还值得拿出来与人见面。”间接表达了对《沁园春·雪》的看法,表明其“反帝王思想”的立场。
    
    至于上述王芸生、吴组缃书信或日记中所言,当然是个人见解的表达和真实情感的流露,与政治无关。而且,即便是争论各方,有一点是相通的,即都表达了对于民主政治、和平统一的追求与期望,而对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这类封建君主式的“风流人物”都持否定态度。
    
    1949年后,有关《沁园春·雪》的论争自然停歇。1958年12月21日,毛泽东亲自批注《沁园春·雪》:“雪,反封建主义,批判二千年封建主义的一个反动侧面……末三句,是指无产阶级。”自此,对《沁园春·雪》的解读趋于一律。后来,《沁园春·雪》入选中学语文课文,将其主题归结为赞颂无产阶级革命英雄和人民大众。这样,《沁园春·雪》的解读纳入意识形态,实际上也偏离了文学本身。特别是将上阕有关雪的描写指明是反封建主义,将丰富的意象比附为抽象的理念,破坏了这首词的意境。例如,有人基于毛泽东的观点,对《沁园春·雪》进行似是而非的阐述:词的上阕是谴责“天公”降“雪”成“冰”,为祸“北国”;赞扬“山原”毁“雪”摧“冰”,反抗“天公”。以这种简单的比附来取代审美体验,恐怕很难获得阅读者的认同。
    
    近年来,一些学者有意识摆脱政治因素或意识形态的影响,对《沁园春·雪》进行了重新解读。例如,从毛泽东早年读书笔记分析,毛泽东以“豪杰”与“圣贤”集于一身为己志,既要称一世之雄,也要做“百代帝王”。《沁园春·雪》当是毛泽东的自说,是重申他早年立下的“集豪杰与圣贤于一身”的大志。有人提出,将“风流人物”解释成人民而非抒情主人公自己无法自圆其说。根据叙述语气和意象系列,将今朝“风流人物”放在所列举的五位帝王相承接的位置,让人感觉是继承这一英雄序列的意思大于批判,这首词所说的“风流人物”是作为抒情主人公的自我期许而出现的。或认为,下阕专写历代风流帝王的风骨,其实都是抒发自己建功立业的抱负。
    
    诗无达诂。抛开政治因素,关于《沁园春·雪》是否存在“帝王思想”,既无法获得具体依据来坐实,也会因阅读者的不同而存在审美差异性。即如王夫之所言,“作者用一致之思,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阅读者往往是根据自己的学识、阅历乃至情绪心态来感受与理解作品的。当然,如果放在历史的坐标中,这种判断还是可以得到检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有关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登峰造极,毛泽东在“批儒评法”运动中,更是公开颂扬秦始皇,说“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遗毒的存在,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的滋长,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重要社会历史原因。现在,我们重新审视《沁园春·雪》中的“帝王思想”问题,或许会有新的感悟。
    
    回顾毛泽东《沁园春·雪》解读的过程,可以发现,重庆时期有关“帝王思想”的论争,虽然夹杂政治斗争因素,但不能否认,王芸生、吴组缃等在解读《沁园春·雪》中体现出了一种敏锐、洞察和卓识。对于皇权的敏感和封建专制的警惕,是当时经历过民主与科学洗礼的一代知识分子的时代风貌。1949年后,对《沁园春·雪》的解读基本上不能逾越毛泽东本人的批注,这有可能是迫于当时的政治环境,或有其他感受也无从表达;更主要的原因是以盲从取代了个人思考,在毛泽东这样一个红太阳一般光辉的笼罩下,会出现阅读的盲区。正如论者指出,评论者往往把诗坛上的毛泽东与神坛上的毛泽东夹杂在一起。对毛泽东诗词的解读,多以挖掘微言大义为己任,而丧失了评论的客观立场。对诗境的欣赏,对诗情的玩味,对诗句的推敲,一概转化为对“光辉诗篇”无以复加的赞颂。
    
    其实,在对《沁园春·雪》的解读中,如果不被作者的光辉所笼罩,不是将作者供奉于神坛,不是采取仰视的姿态,而是真正地将它回归于一个普通作家创作的一首普通的词,也许阅读的体验就会有所不同。例如,这首词存在不少瑕疵,“千里冰封,万里雪飘”,违反“字不复犯”原则,词境无拓展;下阕袭用孙髯翁题云南大观楼长联,诗味平淡,缺乏独立诗性功能;“成吉思汗”四字皆平声,不合格律。整首词存在章法之病、字声之误和论史之失。在句法上常因袭古意,在创作上实以完颜亮《念奴娇》为蓝本。缺乏时代气息,在句式上存在“同义铺叙”现象,缺乏意境的转换和深化。笔者认为,该词取法苏、辛“以诗为词”、“以文为词”,但过于平直浅白,豪迈有余而意蕴不足。或认为,这是豪放派词的风格、特性所致。其实不然。将《沁园春·雪》与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放在一起比较,可以看出其差异。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上阕描画雄奇壮阔的景色,笔力雄健,意境阔大;下阕吊古伤怀,将传颂英雄业绩与抒写内心忧愤融为一炉。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表达怀古、忧世、抒志等多重主题,将万千感慨,抑郁无聊之气,一一寄之于词。《沁园春·雪》同样借景抒怀,但景即是景,情即是情,景、情都显得单一;不如这两首词即景写实、因景生情,视通八方,思接古今,感情沉郁,言有尽而意无穷。
    
    阅读主要是阅读者的一种个人体验,本来就不应强求一律。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有关毛泽东《沁园春·雪》的褒贬曲直,其实并不重要。最为关键的是,阅读者是否是作为主体存在的。阅读者不能缺失个人的独立思考和判断。
    
    (作者单位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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