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瀚:成就共产党的不是西安事变
2014-01-31
作者: 澳洲鱼
    
    来源:共识网 作者:杨瀚     

     嘉宾简介:杨瀚,1954年生,杨虎城将军嫡孙,杨拯民之子,全国政协委员、加拿大西北同乡会会长、西安事变研究会会长。
    
      主持人:邵思思

    
      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最终以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而和平解决,这标志着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开始。西安事变的主角是杨虎城还是张学良?杨虎城和张学良的分歧在哪?杨虎城为何最后被杀?张学良为何避谈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的深层次意义又是什么?共识网特邀杨虎城将军之孙--杨瀚先生为大家解读西安事变。
    
      杨虎城与西安事变:功臣还是罪人?
    
      主持人:杨先生,您好,您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也不是学历史的,为什么后来会走上研究西安事变研究您祖父的这条路呢?
    
      杨瀚:因为我发现,对我祖父杨虎城的了解和研究非常不够、不深入,同时对西安事变的研究也是非常不够的,当时我看了整个社会上对这个事情好像已经被历史遗忘了,我就只好自己去研究,里面也有个人的因素,因为是自己的祖父在里面起的作用。
    
      主持人:您说小时候都不谈您的祖父是杨虎城。
    
      杨瀚:对,当时社会和教科书对杨虎城做了一个定格是爱国将领和历史功臣,这方面社会上有一定的荣誉感,但家里大人对我的要求就是普通人,所以不在社会上讲是杨虎城的孙子和亲属。
    
      同时过去家里这方面谈论比较少,有很多因素:一个是我的祖母,我估计她也不愿意勾起自己的痛苦,因为杨虎城只活了56年,在家庭生活里只有40多年,在这40多年里,大多数时间是在战争中度过的,作为家属是颠沛流离的。特别是经过西安事变以后,家庭发生了很大变化,有的亲人离开了,有的去世了。我们整个家庭不是一个很幸福的家庭,在整个现代史中,始终和广大老百姓的命运是联系在一起的,那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从老一辈来讲不太愿意提起,特别是祖父最后惨死;二是我的父母,当时都是党员、干部,都有自己的一份工作,而且那时候强调,在某种意义上要和旧的家庭划清界线,在思想上划清界线,虽然杨虎城是烈士,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有些人把他定义为军阀。从父母的角度来看,他们也有很大压力,尽量讲党的历史,不只讲自己家庭的历史,这方面有一定的限制。
    
      主持人:令先祖杨虎城在1922年的时候拒绝被直系军阀所收编,为什么会拒绝呢?他对直系的将领冯国璋、吴佩孚是怎样的看法?
    
      杨瀚:直系军阀代表是北洋政府,北洋政府跟孙中山当时提倡的三民主义、三大政策是相违背的。杨虎城自从参加辛亥革命以后,特别是1922-1924年期间,他了解和学习了三民主义以后就成为了孙中山的忠实追随者,1924年孙中山亲自给他办了入党手续,对他寄予很大希望,他那时候也是对孙中山很崇拜的。对于孙中山的敌人的诱惑,他当然是拒绝的。
    
      主持人:您祖父和吴佩孚将军有没有接触呢?
    
      杨瀚:没有。吴佩孚当时已经是直系中有几十万人马的军事首领,1922年的时候我祖父只是准师一级的军事干部,差距还是很大的。吴佩孚派人来,不是一种直接的关系,是派下面的人跟杨虎城谈收编。
    
      主持人:我们现在一谈西安事变,就是“张杨”,但是有史学家,比如杨天石就认为,西安事变的真正主角是杨虎城,您怎么看?杨虎城在西安事变中所起的主要作用是什么?
    
      杨瀚:我专门写了《杨虎城与西安事变》,就讲了西安事变发生的整个策划的历史过程。西安事变不是一个偶然事件,在某些人眼里是一个偶然事件,在某些人的经历中也是一个偶然事件,但是对杨虎城来说这不是一个偶然事件。
    
      从1929年他去日本游学,对日本社会做了深入了解和研究以后,当时他就得出了一个结论:日本将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日本军国主义当时正在成长,它已经是帝国主义了,大的侵略目标首先就是中国,通过侵略中国可以获得资源,日本没有战争资源也没有广大的市场,这两个因素就决定它要侵略中国,同时中国当时政治腐败、政局混乱,都决定日本将把侵华作为重要的战略方向。杨虎城这时候就开始研究日本军队和日本对华战略,他在日期间就发生了济南惨案和日本人刺杀张学良父亲张作霖的事情,更加印证了他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方向的判断,所以当时他就潜心研究日本军事,他每天要到日本军事基地去看日本兵的出操训练,通过比较之后他对日本军队的战略战术都有一定研究。他虽然没有在日本上军校,他从来没有受过军事教育,但是他是在战争中成长出来,会用军事地图,能够指挥自如,这是他的过人之处。看了日本军队的训练之后,他就对日本有了很大了解。回国以后,他对军队的训练很多都是针对日本军队的一些军事特点进行的,所以他当时的17路军以及后来的两个军(37军、97军),虽然之后有一个军背叛了他,投靠了蒋介石,但是这两个军在抗日战争中打得都非常好,让日本人闻风丧胆。杨虎城对日本的认识是比较高的。
    
      他回国不久,九一八事变发生,第五天他就发表了《杨虎城泣告全国人民电》,这是全国高级将领不看蒋介石颜色的第一人,同时把方向都转向如何实现抗日上来。1931年以后,杨虎城时刻都在处心积虑地考虑如何实现全国的抗日,所以他联系了很多国内的地方实力派和当时最大的反对派--共产党,1933年的时候就提出一个口号叫做“摒绝一切内战”,这是最早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思想。1934年红四方面军进入川陕,他主动派人去找。为了联合起来反蒋抗日,他联系了很多国内的愿意抗日的不同政治派别的人士和力量。特别是当1935年,张学良率领东北军到陕甘地区剿共的时候,他主动做张学良的工作,使张学良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有了新的认识。在此之前,张学良从欧洲刚回来,对法西斯主义在欧洲的崛起是非常钦佩和欣赏的,提出在中国也要搞法西斯主义,就是一个政党--国民党,一个领袖指蒋介石,所以张学良主动请缨剿共。他到陕甘地区以后,在剿共过程中战败,同时蒋介石表现出对他的限制和削弱,这时候他思想非常苦闷,杨虎城主动做他的工作,加上全国的抗日要求,他逐渐接受了抗日的主张。在这个期间,共产党也派人来做张学良的工作,1936年2、3月份,周恩来在延安的大教堂里和他见面谈了一晚上,张学良就接受了很多共产党的主张。但是对于如何实现抗日,张学良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的方法和态度,是杨虎城一次一次做工作,开始告诉张学良我们不能用劝,必须要用硬干的方式,使张学良逐渐接受了要用行动来实现抗日。但是行动却没有落实,特别是蒋介石1936年12月第二次来到西安要发动第六次对共产党的大围剿的时候,杨虎城再次找到张学良深入地谈,说这次不但是硬干,而且要把蒋介石抓住,“挟天子以令诸候”,用这个历史典故跟张学良谈这个问题。当时张学良听完以后很愕然,没有做任何答复。
    
      这个主意是杨虎城提出来的,但是提出以后,张学良也没有态度,双方都很不安,张学良又反过来安抚杨虎城说我不会说的,杨虎城马上说我只是说说而已,张学良说放心,我不会出卖朋友,这个事当时算过去了。最后当蒋介石进一步要求进行剿共部署的时候,矛盾就更激化了,杨虎城就通过自己的行动使张学良最后下定决心,于12月12日共同来抓蒋介石。作为杨虎城来讲,他是主动的,而且是一贯的,做了很多的动作。这是一。
    
      二,在西安事变进行过程中,12月24日通过宋美龄、宋子文同张学良、杨虎城和周恩来的参与的谈判,三方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同时要改组南京政府。达成共识以后,宋美龄迫不及待提出要马上释放蒋介石。当时杨虎城在心理上对蒋介石还是有怀疑的,因为蒋不参与谈判,而且他自己不签任何字,在这种情况下所达成的政治协议算不算数,下一步能不能得到落实,还是有一定疑问的。作为共产党方面来讲,周恩来当时也是这个态度,说应该有一定的形式来保证政治协议的执行。在这个当口,张学良迫不及待把蒋介石送走了,而且送走之前,跟杨虎城又发生了很大的冲突。蒋介石回到南京,张学良被软禁,后来被审判,这只是西安事变的前一部分。西安事变并不是以蒋介石离开西安为结束,之后随着审张、判张、囚张,西安和南京又出现了新的矛盾点和冲突,在处理后面这些危机中,杨虎城发挥了很大作用,力图维持东北军、17路军和红军的团结,避免了第二次可能发生的内战,这样使西安事变和平落幕。因此杨虎城是从西安事变的开始策划到最后的结束、处理完毕,自始至终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
    
      主持人:令先祖西安事变之后就出国了,为什么1937年会回国?张学良因为西安事变之后一直被软禁,难道他不怕回来有危险?
    
      杨瀚:西安事变是中国一次民族主义的呐喊与行动,它的诉求第一是求抗日,第二是求民主,八项主张里六条讲的都是社会的改良和民主,要克服当时的独裁和封建统治,抗日只是其中的一条。以前的政变都是谋求个人或者集团的最大利益为落脚点,而杨虎城发动的西安事变是以民族作为最大的出发点,以牺牲个人和团体的利益作为最后的落脚点,他的诉求就是为了抗日救国,为了民族。
    
      七七事变发生以后,全国抗日战争已经展开了,作为一个从1931年就为抗日在不懈努力的将领,他当然要回到祖国参与与侵略者的搏斗,他是抱着牺牲的态度回来的。他当时可以在海外逍遥,但是这就违背了他的本意、他的信仰与追求、以及他的人性。否则他就不是杨虎城了,就换了另外一个人了。
    
      他回来之后,想到过危险。到了香港以后发现很多特务把他包围了,但是还不敢抓他。宋子文到香港去接他,跟他不着边际地谈了一晚上。按宋子文给他的电报来讲,确实是蒋介石授意给他发电报让他自己回来,回来以后蒋介石对他的工作以及如何参加抗战应该有一番安排,结果什么都没有。事后他就跟一起回国的一个叫连瑞奇的人说,看来我们是上当了,宋子文利用某人把我骗来了。因为他回国之前,宋子文发了电报要求他回国,欢迎他回国,他紧急给宋子文身边的一个共产党员也发了电报,实际上就是询问中共的态度,结果这个党员没有请示党中央就给他发了电报说欢迎他回国,就意味着中共也欢迎他回国。到了香港的时候这个人也去欢迎他,他一问,那个人没有带来任何中共中央对他回国的欢迎态度,所以他说,宋子文通过××把我骗回来了。但是他明知山有虎也要向虎山行,这时候再退缩的话,他又成了一个民族的罪人。他就想,我是为奔赴抗日战场来的,知道前面有危险我就退缩回去了,就不是一个有自己追求的人了。所以他坚持回到内地。而且,他相信蒋介石也可能把他关起来,但是总有一天,抗战会胜利的;他也意识到自己就是一个政治上的牺牲品,但是这个牺牲品是为了民族和国家,是值得的。他被囚禁12年,蒋介石对他的要求是:只要他承认西安事变是受共产党的欺骗而发动的,承认错误,他就可以恢复自由,但是都被他严词拒绝,说西安事变没错,将来历史会证明谁对谁错。
    
     到现在为止,在某些层面,还有的人把他说成千古功臣,有的人说是千古罪人,就是因为处在不同的立场和角度上。从他自己来说,他是站在民族的立场,不是站在任何党和派的立场。西安事变,杨虎城和张学良本身是最大的牺牲品,而最大的受益者是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西安事变使国民政府成为了一个在政治上能够控制全国的政府,蒋介石成为当时全国人民公认的领袖,在此之前并不是这样。除了共产党的反对以外,福建事变、两广事变等等,这些都反映了社会对蒋介石的反对。经过西安事变以后这些反对的声音都没有了,蒋介石通过抗战把自己的异己都排除了,先利用不执行命令的名义就把韩复渠枪毙了,刘湘得到这个消息以后在汉口暴死--这个死因以后再去论证,有一种说法就是戴笠派特务下的毒--两个最大的反对派被他技术处理掉了。这样一来,蒋介石就能把抗日大本营放在四川了,四川给全国抗日战争提供了大量的兵源和粮食等等。
    
      因此,最基本的一点就是国民政府对全国的统一是通过西安事变来完成的。这是蒋介石最大的受益。同时共产党有了合法的地位,在陕甘宁有了一份合法的根据地,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有了在敌后作战的正式的名义,这样参加了全民抗战,是一个仅次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受益者。其实更大的受益者还是民族,大敌当前,面临民族危亡的时候整个民族团结起来了。
    
      杨虎城回绝入党:“我向右转了”
    
      主持人:您祖父在1927年的时候就提出过入党,这比发动西安事变早了整整9年,他对共产党、对共产主义的看法是什么?为什么他做着国民党的高官却还是想加入共产党?
    
      杨瀚:他接受三民主义的同时也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是通过一个叫做魏野畴的人。当时因为是国共合作,他把这两个主义基本是混在一起的。1927年的大革命期间,他坚守西安,冯玉祥的国民军来解围,战争受到一些挫折的时候就想退,是当时的苏联顾问拿着枪逼着说必须要冲,我们都退了,里面的人怎么活?这样,部队在最后的坚持之下,西安的围就解掉了。他对苏联始终抱有好感。他没有去过苏联,因为他的阅读能力有限,只上了两个私塾,没有对苏联更深的认识和了解, 只有是通过宣传所了解的,另外是他切身看到苏联军人的态度,所以对苏联抱有很崇敬的心情,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他都是很支持的。他16岁时父母就被清政府杀掉了,16岁时就担负全家的生活,他对改变社会、对普世价值观的追求是很强烈的,所以对孙中山的政策是很支持的。
    
      他为什么在28年提出入党?因为当时蒋介石背叛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开始镇压农民运动,他在思想上认为蒋介石这条是非常不对的。所以当时别的部队都在清共,他的部队不清共,而且把别人清掉的共产党人收到他的部队里,在这种情况下他提出中国还要继续革命,实现老百姓的解放只能依靠共产党。他提出入党,但因为他是军长,军衔太高。受苏联共产党的影响,中国共产党有一个标准,团以下的可以入党,团以上官的都是军阀,不可以入党,这样他就没有入成党。没有让他入党,他也个人发过牢骚,说让我的部队去暴动,又不让我当领导,不让我入党,还要在我的房间里开会,还要让我去放哨。这是他对共产党的一些不满。不满是不满,但还是和共产党是朋友关系。
    
      他到日本去了以后,当时日本在亚洲是最发达的国家,而且日本当时虽然有军国主义已经开始在起来了,但是还没有完全压住各种思潮,他在日本看世界,接触了世界发展的潮流,从而对自己今后在中国的发展形成了一个新的思路,他准备走自己的一条路。这条路的终点和成功点就是西安事变,就是他把自己的理想化成现实了,通过他个人的牺牲和东北军的很小代价换得了中国内战的结束与全国抗日战争的兴起。
    
      他在日本游学期间,跟当地共产党来往也很密切。当时中共在东京成立了一个市委,就是中国共产党东京市委,认为杨虎城这样有先进思想的军人应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人,所以专门给中共中央写信请示要发展杨虎城入党。这个报告到了中共中央以后,中央就批准了,回信同意发展杨虎城入党。当时这个回信不可能电讯,只能是人传递,信到了东京的时候杨虎城已经回国了,东京又派人追到上海跟他谈,希望他入党,最后他沉默了很长时间做了一个表态说“我向右转了”,用这句话回绝了入党,实际上他是想找一个自己发展的道路。
    
      主持人:张学良说您爷爷的妻子谢葆真是共产党员,她是共产党员吗?
    
      杨瀚:这是道听途说。谢葆真在大革命期间曾经入过党。但杨虎城的秘书里有两个都是大革命期间的党员。杨虎城的部队叫10军,杨虎城到日本以后,10军党组织整个被国民党破获了,共产党组织都没有了。从回国以后的一些情况来看,谢葆真没有组织关系了,而且那时候的谢葆真只有15岁。
    
      杨虎城与蒋介石的恩怨情仇
    
      主持人:杨奎松在《西安事变新探》说,促使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是因为蒋介石在事变之前对他的逼迫和削弱,跟抗日救国关系不大,您怎么看待这个观点?
    
      杨瀚:他对杨虎城没有研究,我只能这么认为。我刚才讲了这么多,从杨奎松的书里,他都没有反映出来,他对杨虎城不了解,不了解的人可以原谅。他可以随意说,但是我讲的都是事实。
    
      主持人:西安事变之前您爷爷和蒋介石关系怎么样?
    
      杨瀚:杨虎城跟蒋介石关系非常短,他1929年以后才认识蒋介石的,认识蒋介石的时候,他在蒋介石的百万大军里还只是一个师长。他通过中原大战建了奇功,两年之内从一个师长跃升为17路军总指挥兼陕西省主席,这时候他和蒋介石的关系表面上有一个跃起,但是杨虎城本质上是反蒋的,就是因为蒋介石背叛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杨虎城在日本的政治路线还是要贯彻孙中山三大政策,他始终认为共产党是朋友。尽管当时他对共产党很多极左的、脱离中国社会实际的做法和当时采取的一些行动都是有看法的,但是共产党的追求和他的追求是一致的,是要解放所有劳苦大众,使中国社会有一个大的变革,这个价值观他是认同的。蒋介石对他再好,只是因为他给他打仗、卖力,他用一个师的兵力打败了十几万人,蒋介石军队里没有这样的人物,当然就得用他,但是他始终还要走自己的路。蒋介石把他当作一个封疆大吏,但是蒋介石这个人心胸非常狭窄,对他又不信任,采取了一系列限制和排斥政策,特别是杨虎城采取了抗日政策之后。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之后第三天就说这已经是既成事实了,杨虎城就跟他公开唱反调;满洲国成立,蒋介石没有什么表示,而杨又发表通电。他思想上处处和蒋介石不一致。而蒋介石1933年就无端把他的省主席撤掉了,这又是他们矛盾的一个冲突点。这些矛盾的根本分歧是政治分歧,不是利益分歧。
    
      主持人:您在《杨虎城大传》里说,杨虎城是被蒋介石下令杀死的,但是近年来对这个问题也有争议,因为缺乏直接的证据证明是蒋介石下令杀死杨虎城的,您认为呢?
    
      杨瀚:这个证据很充分。这个命令是口头命令,传达人是毛人凤,具体落实是毛人凤,而且毛人凤不是向一个人讲的。
    
      毛人凤在1949年8月份到重庆召集了周养浩等高级特务参加会议,传达了蒋介石的指示,会后这些人再具体落实这些指示。杀了杨虎城以后,毛人凤又向沈醉和郭旭等人表功,说老头子因为杀了杨虎城非常高兴,这个事办得漂亮,不光杀了杨虎城,连孩子和部署都杀了。这在军统系统,在保密局系统的高层来讲是比较普遍的事实,而且周养浩1975年在香港接受了《70年代》的采访,原原本本把这段历史昭示天下。
    
      这些反对的人说我没有直接文字证据。我查了蒋介石所有档案,蒋介石杀人的记录从来没有,不光杀杨虎城的没有,杀其他人的都没有。你说蒋介石一生杀了多少人,政敌也好,共产党也好,或者其他人也好,应该有多少证据?这些东西都没有文字记录,就非要这个证据吗?这个证据有,现在还在台湾,台湾军情局有一个档案,档案里还有一个卷。另外还有很多说明这个问题的东西。毛人凤跟杨虎城没有任何直接利益冲突,而且毛人凤很忠于职守的,他不像戴笠。戴笠处处向蒋介石邀宠,蒋介石原来的计划就是在武汉秘密逮捕杨虎城的,给戴笠这个命令怎么下达的呢?是通过康泽口述的,他也不写字的,但是戴笠出于向蒋介石邀宠的目的,就把这个过程自己写成电报,说蒋介石通过康泽转达的意思我已经完全领会了,但是我认为应该在香港把杨虎城给解决掉,因为这个人危害无穷。戴笠把给蒋介石的底稿留下来了。从诸多的证明来看,蒋介石做这种事的时候都不留把柄的。要找这个把柄,就否定了整个历史。
    
      所以搞历史不能唯文字,不能唯日记,要把这些综合因素综合起来。
    
      蒋介石的日记肯定也不全面,他每天批的公文都有几千上万字,他的日记多则上百字,少则几十字,怎么可能是全面的。蒋介石日记有几个特点,里面有打人的,有骂人的,但是从来没写过杀人的;他有视察部队的很多记录,也有带着夫人游山玩水的记录,但是从来没有下农村去工厂的记录,这就反映了这个人的特性,他就是代表当时的统治阶级,和当时的被统治阶级之间没有很多的关系,这也是他失败的根本原因。而且日记里也有一些涂抹,墨汁容易保存,不会因为过于潮湿而变化的,那么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是蒋经国去世以后蒋介石的孙子把这个日记抢到自己手里的,是他做的手脚还是以前就做了手脚?最有意思的就是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的电报,特别是蒋介石和东北军政负责人的电报,只有来的没有去的。蒋介石的日记里反倒把这段写下来了:“日寇侵我东省已成事实,无可挽回”,其实他就是不想挽回了。如果占了两年,可以说不好挽回,可刚占了三天,东北军、中央军都在,关键是他的决心问题。日本占领东北,蒋介石从内心来讲是高兴的,把他最大的潜在反对者削弱了。当时张学良的东北军是最强的,东北兵工厂的制造力也是亚洲第一的,张学良当时对他是很服从的,而中国其他反对派没有军火制造能力。
    
      张学良对蒋介石始终抱有希望
    
      主持人:历史上有人说东北军的战斗力是很差的,是这样的吗?

    
      杨瀚:我也没做过这种概括,我从一些事实来讲,九一八的时候跟日本人打没打过?热河抗战的时候,东北一个大将弃阵逃跑了,把热河丢给日本了。还有当年张学良和苏联打了一仗,目的是要收回东北的铁路,但也是惨败。这是对外战争。
    
      后来的内战剿共,他到鄂豫皖没有碰到红军主力也就无所谓了,到了陕北被红军轻而易举消灭掉两个主力师,所以说他的战斗力确实没有胜绩做记录。特别是西安事变开始,是张学良首先提出,希望由十七路军既担任捉蒋任务又担任解决蒋介石在西安的整个军事系统的任务,理由就是说他的警卫团--当时张学良在西安只有一个警卫团--没有战斗经验,没打过仗。杨虎城开始答应了,后来又考虑这个事情这样做不妥,因为蒋介石的警卫都不是东北军负责的,华清池的警卫都是东北军,看大门的、守马路的,从西安的东门开始到临潼都是东北军,东北军的一个师还在临潼的东南面驻防。蒋介石来西安的时候只带了20个便衣卫士,没有带长枪。后来华清池发生战斗,我专门有一篇文章讲,按照部署根本就不应该发生战斗,就到被窝里一堵说“委员长,请你进城,换个地方”就行了,结果打得一塌糊涂,蒋介石的卫士打死了一半,蒋介石住的房间里墙上的枪眼很多--后来还修了不少,为了参观保留了几处--打得非常激烈。我的结论就是蒋介石如果不是命大的话,西安事变就不是这样了,蒋介石就被打死了,完全违反了杨虎城和张学良的初衷了。要打死他,何必费那么大劲呢,很容易就把他打死了。所以这些都充分说明了东北军的战斗力到底是什么样的。
    
     主持人:西安事变前,张学良和蒋介石的关系怎么样?
    
      杨瀚:之前的关系么,是这样的。在东北易帜后,张学良对蒋介石是非常崇拜的。张学良自己在政治上没有什么独立思维的,因为他一出生就在父亲的呵护之下迅速成长,不是茁壮成长,从少校到上校、中将、上将,自己没有真正当兵打仗、艰苦奋斗的历程,而是随着他父亲事业的发展而平步青云。他当时跟外界讲,父亲在靠父亲,父亲不在靠大哥,从他的一生来看,政治依赖性很强。他36岁就领导几十万大军,除了东三省,整个华北五省在中原大战以后都是他的势力范围,他跟蒋介石的实力不相上下的。但是因为他政治上没有什么想法,只是跟着蒋介石走,特别是热河失陷,他被迫下野到欧洲考察以后,接受了法西斯在欧洲的一些情况,对蒋介石更是崇拜得不行,回来就要主动请缨到湖北去剿共,要解决当时蒋介石最大的难题。后来的问题就是,当他经过几年,从31-35年的五年时间,才认识到了蒋介石在东北不抵抗,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要削弱东北军,这时候他才感觉到。
    
      再就是出于自身团体的利益问题。东北军离开东北以后,由蒋介石月月发饷,这使张学良自己不能招兵,打仗的时候给部队发子弹都由他蒋介石来批。战争是军需部门的事,蒋介石要亲自批,等于是他控制你。你指挥系统的部队的子弹都是他下令批,枪没子弹等于烧火棍,等于限制了这个部队的发展,亲自掌握你的命运。他还用军饷月月卡住你,稍不听话就给你断饷,那时候当兵的就是靠饷吃饭,养家糊口。在这种情况下他才对蒋介石产生了政治上的怀疑,从怀疑到不满,加上共产党的工作、杨虎城的工作,他对蒋介石有了很大的不满,但是还没有到反对的程度。特别是他在1936年和周恩来见面的时候,当时中共方针是反蒋抗日,张学良就不接受,说你们应该是联蒋抗日,过了几个月,共产国际的指示来了,中共也改了态度,也变成联蒋抗日了。张学良那个时候虽然联共,但是不反蒋。到了西安事变前几天的时候他还是不反蒋。在6月份他跟杨虎城达成共识,要实现抗日,要硬干,当时两广事变要发生,双方约定好了两广事变发动以后西北响应,出潼关,就要夺取武汉,这样蒋介石的后方就乱了。双方都达成共识了,可到了两广事变张学良又不干了,实际上他还是不愿意反蒋。西安事变前,蒋介石第二次来西安的时候,杨虎城又和他谈挟天子以令诸候,12月6日要在西安南郊抓蒋,张学良又不同意,该行动的时候又不动。那时候还没想反蒋。12月9日,学生去华清池请愿,请愿过程中,蒋介石下令到了华清池就要开枪,张学良当时被学生感动了,而且做的保证是七天以内以行动回答学生实现抗日,实际上张学良所谈的行动还不是兵谏。西安事变完事以后,他又跑到华清池去劝,被蒋介石骂出去了。西安事变不是他想办法主动动手的。
    
      那天晚上发生一个误会,杨虎城以为东北军去捉蒋了,全城大戒严,响应东北军的捉蒋行动,结果不是那么回事。张学良一到戏园子听戏以后态度又很自然了,没有紧张和压迫感了。事后他知道十七路军把全城大戒严了,就让杨虎城解释这个行为,这时候杨虎城就正式谈了,必须行动,再不行动可能就要出问题,实际告诉他你不动我动了。实际上杨虎城那次戒严是一个大行动,之前杨虎城派手下把蒋介石在西安城里各个方面的情况全摸清了,做了几次模拟演习。这时候张学良才下定决心,同意兵谏。这就是兵谏前他和蒋介石的很明确的关系。
    
      兵谏之后,如果把蒋介石抓来以后两天不理他,蒋介石的态度会是另一个情况。蒋介石在这个过程中表现得非常害怕、非常怕死的,并不是英勇不屈的,因为很多亲历者,他身边给他送水、送饭的人回忆他当时的表现,不是一个人说的,大家都是这么说的。在这种情况下把他关两天不理他,外面该做什么工作做什么工作,这就不一样了。结果蒋介石被抓了几个小时以后,张学良又迫不及待去看他,一看他,蒋介石就摸了张学良的底细,知道他是什么态度,知道他不敢对他过于怎么样。他们就吵,吵到最后,张学良也急了,说“你再不改变,让人民来公判”,蒋介石认为就是交给人民公审了,这时候吓坏了,才不敢和张学良吵了。这是事变中两个人的关系。
    
      事变后,张学良刚达成协议就迫不及待送蒋介石走,当时的飞机没有直飞的,飞机航程短,只能到洛阳降落加油,到了洛阳,蒋介石还说你回去吧,到这儿就行了。他还要飞到南京,他对蒋介石的认识还是哥俩打架,哥俩发生一点矛盾,他晚年讲还是犹如“父子之情”的感觉,认为赔个不是就行了,实际上认识不清,这就是一次军事政变。蒋介石对他的态度又抓又审又关,始终是这样的,但他对蒋介石始终抱有希望。
    
      主持人:张学良曾在《坦述西安事变痛苦的教训敬告世人》中说,他跟杨虎城并非故交,但在短时间却结为好友,彼此间无话不说,无事不谈。历史上,张学良、杨虎城两人之间的关系到底怎样?他们的分歧又在哪里?
    
      杨瀚:抗日问题上两个人有了共鸣之处,同时杨虎城对他做了很多工作,给他私人感情上的帮助。特别是他部队有困难的时候,蒋介石不给发军饷,有时候是故意克扣,杨虎城把自己部队的钱拿出来给他,这时候杨虎城给了他温暖和支持。后来张学良自己有很多解释--蒋介石死了以后管制就松了一些--接受日本NHK采访的时候他就说我怎么找这么一个人,也有很多埋怨之词。这就反映出他真实的想法。同时他给蒋介石写的东西,你能看到不是原稿,是经过加工的,但其中说基本观点没变,第一就是西安事变是杨虎城撺掇他的。另外,他对共产党的认识还是基本的原观点,原题目叫做《回忆西安事变》,因为蒋介石要求他回忆西安事变,原原本本的把这个过程和共产党、杨虎城的交往交代出来,他写完以后,蒋介石基本是满意的,所以见了他一次。这是蒋从1937年正式软禁以后第一次见他,这次见面,蒋介石骂了他狗血喷头,当时他自己在日记里讲他“俯首不敢仰视”,内心是很愧疚的,他说国家被闹成现在这个样子,跑到台湾去了,一个国家只能在台湾。而且他确实害怕蒋介石杀他,过了几十年以后,和当时发动西安事变的心境也大不一样了,现在还没有资料证明他当时知不知道杨虎城已经被杀了。如果知道被杀了,说点跟杨虎城的关系也就那么回事了;如果当时还不知道杨虎城已经被杀了,他就对杨虎城那样?实际上他早已经向蒋介石和宋美龄交代了。
    
      1936年12月24日,两个人下午发生了一个争执,就是关于放不放蒋、怎么放蒋的问题,张学良说这么放,我们都要掉脑袋的,他只对杨虎城说你怕死,我不怕死,两个人最后不欢而散。本来吵也就吵了,军人之间发生争执也正常,问题是他扭头就把吵的内容和情况告诉了宋美龄和宋子文,25日一上午就和两宋商量如何把蒋介石送回去,他提出来给蒋介石化装去飞机场等等,这些都被宋子文给否定了,最后没有按照他的办法做。随后他以突然袭击的方式通知杨虎城来说事,杨虎城不知所以跑来一看,蒋介石已经准备上汽车了。张学良与杨虎城,两个人共同密谋抓蒋,但是最后张把两个人之间的分歧全部告诉了敌人那是一种什么行为?所以很多人说为什么杀杨不杀张呢?这些内容都构成了为什么杀杨不杀张。从对付敌人的态度上必须是杀杨,因为杨是最大的敌人。
    
      国共对西安事变的不同态度
    
      主持人:西安事变中,毛泽东曾经提议杀掉蒋介石,是真的吗?

    
      杨瀚:西安事变发生以后,杨虎城和红军之间没有建立电台,他知道电台是被经常破译的,这样通过张学良和刘鼎向保安通报西安兵变的情况。当时中共中央对外连络人是毛泽东,毛泽东当时还不是最高决策人,只是连络人,他主动请缨愿意和外面特别是国民党方面来联系,是他来回的这个电报,这个电报最后有一句,前面的内容基本公布了,后面有两条没有公布,将来可能能公布,也可能不能公布,其中一条就是说再三强调请张学良一定要把蒋介石关在自己卫队控制的地方。最后一句话,“必要时可诛之”,这时候也不能完全说是毛泽东个人的意见,应该是中共中央的意见。
    
      主持人:现在对西安事变的评价争议很大,大陆这边对西安事变是竭力美化,认为它是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开端,但是国民党对西安事变评价很低,认为张杨两人是罪人。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余英时曾提到,如果不是西安事变的话,共产党不一定能打败国民党,您怎么看?
    
      杨瀚:对西安事变的评价,国民党对自己的历史从来就没搞清楚。共产党还做过两次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定,对自己在历史上犯的错误有深刻的、不深刻的的认错,总有这么两个大的文件。可是作为国民党来讲,都是上百年了,对自己历史从来没有一个反思。对西安事变的历史作用,这个不是以谁说为准的,而是历史事实已经证明的东西。
    
      国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是通过西安事变建立的,如果说西安事变前建立的,西安事变就没有意义了,如果西安事变之后没有实现全民族的抗日,西安事变也是没任何意义的,甚至是反动的。但是西安事变以后就是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民党就是停止剿共了,共产党就是称臣了,拥护蒋委员长领导全国人民抗日了,这是不争的事实。对这个问题如果有争议,那么就是对后面所有我讲的事实都有争议。这是一个小儿科的问题。这些人就不懂历史,只是从个人的好恶出发:可能是共产党镇反的时候杀了他们家人或者文革的时候斗了他们家人了,对共产党不满;台湾的人也是,坚持以反共为己任。我去台湾很多次,发现,因为他们以反共为己任,所以对很多历史事实都研究得很简单,很浮皮潦草的。如果把这些事实摆在这儿,特别是让这些坚持反共的人到大陆来看看,进一步了解这些事实,我相信他们的想法都有变化。
    
      纪念西安事变75周年的时候,台湾的一些人士来到大陆以后,确实公开表示赞成杨虎城,批评蒋介石。
    
      要说西安事变成就了共产党?成就共产党的不是西安事变,而是蒋介石自己,西安事变直接的赢者是蒋介石,蒋介石成了最高领袖,共产党称臣了,八年时间让他运作他都不运作,八年时间共产党得到了老百姓的拥护。共产党怎么从三万人发展到一百万人了?减租减息,得了老百姓的心了,在敌后抗日,也不像国民党那样拉壮丁,人家的部队都是自愿参加的,没有拿着绳子绑着去当兵的。这是事实,这是蒋介石自己的问题。抗战胜利后,他本来有很多机会,46年抗战胜利以后他还是有很多机会赢回大陆的,但他自己不运作,自己不作为,是自己无能而怪敌人狡猾。
    
      主持人:您曾写信给马英九,要求台湾方面给您祖父平反,但是却没有收到您想要的结果,您认为不肯平反的最大障碍是什么?
    
      杨瀚:国民党还是坚持唯心历史观,对历来从来没有反思的。因为马英九从思想上来讲、执政理念上都没有要建立一个统一中国的想法,他对以前的历史并不是很了解、很注重的,他想传承的只是一个政权而已,也不是想传承国民党的历史文化以及保持国民党的先进性。
    
      牺牲自我的历史人物都值得崇敬
    
      主持人:您说您在撰写《杨虎城与西安事变》时,有两次潸然泪下,一次是被西安守城中牺牲的无名妇人的行为所感动,另一次是写到祖父等人惨遭杀害,后一次大家比较容易理解,但是无名妇人可能大家就不太清楚了,您能跟我们讲讲无名妇人的故事么?
    
      杨瀚:1927年的时候杨虎城带着他的部队五千人到西安守城,是对抗北洋军。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广泛发动军队开展农民运动,反帝反封是两大口号,当时西安是非常艰苦的,目的就是一个,就是为了支援广东革命政府的北伐,杨虎城进去以后一下就吸引了近十万北洋军,是战略意义非常大的一个军事行动。那时候什么通讯工具都没有,所有通信联络都是靠人来传递的,他们进城以后,8万人把西安城团团包围,外面的信息都断了。当时联络的都是靠老百姓,虽然打仗,但还是允许老百姓可以偶尔进出一下。北洋军非常坏,奸淫烧杀,到了陕西以后,出于围城的需要,为了视野清晰,麦收的时候把老百姓的麦子都烧掉了,激起了民愤。战争还是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的,不是简单的“政党没有好坏,都是政党”,还有一个人心向背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很多老百姓出于自己的正义感,主动去支援城里的守军。
    
     有一个老妇人,可能40多岁左右,丈夫孩子都被北洋军杀掉了,她主动担任交通的任务,经常往返于城里和城外。每次她带信给里面,都是把信写在布上以后放在裹脚布里带进去,几次传递了很重要的信息,其中有一条是冯玉祥组织的国民军来解围了。这个信息就是这个老妇人带进城里的,出城的时候就被乱枪打死了。这个人没有留下姓名,看到这一点我还是非常感动,还是有人心和正义之分。杨虎城守城有了名,但是为守城做出贡献的人是非常值得尊敬和怀念的。
    
      主持人:现在有一种比较普遍的看法,认为后人写自己亲人、先辈的东西,很难做到客观。您写您爷爷的书能够做到客观么?如果满分是100分,您对您的《杨虎城与西安事变》的评分是多少?
    
      杨瀚:这个事是这样,本来我也不愿意写,但是发现杨虎城被人边缘化得太厉害了,而且这个人对国家和民族做了那么大的贡献,牺牲了自己,他的一生都是值得去崇敬的,我力争把他客观地表现出来。我讲的所有东西都是由一个个历史事实做支撑的,不是自己简单的臆断杜撰。如果大家提出不同的观点,史学家能够拿出反证来,我也一直在关注,但到现在没有发现一些有力的证据,除了谩骂这些我根本不予理睬的东西之外没有像样的东西。过去有些人写的角度不同,立场不同,但是我现在都能证明,我还是以事实为根据的。
    
      如果打分的话,我觉得不太好打,打60分,因为我是改行的,不是搞历史的,但是我现在是力图用一种理工的思维方式从论据、论点到逻辑推理的结合上做历史。在过去也有很多否定和错误,我会让它更加完善,总体思路来讲是符合客观历史的。谢谢!
    
      主持人:您能给共识网说几句寄语吗?
    
      杨瀚:我昨天才看了共识网,发现历史的比重也占得挺大的,历史是一面镜子,可以照亮我们今后很多不应该发生的错,关键是看你站在什么立场上,站在什么角度上,是在个人的角度还是站在整个社会发展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角度,这都是很有关系的。我希望你们能够坚持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始终和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
    
      主持人:谢谢杨瀚老师!

(Modified on 2014/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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