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遭红卫兵虐打 揭秘鲁迅之弟求死始末(图)
2014-02-02
作者: 马司令


   鲁迅之弟周作人在抗战结束后,1945年12月于北京以汉奸罪名被蒋介石主政的国民政府逮捕,1949年初获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作人从事翻译和写作,以稿费维持生计。文革中被红卫兵查封了家,并遭到皮带、棍子抽打。81岁的周作人两次向派出所递交“呈文”恳请恩准他服用安眠药,进行“安乐死”。周作人最终如何结束自己的生命,《凤凰大视野》文字实录:

  晚年周作人与长孙合影

  陈晓楠:各位好,这里是《凤凰大视野》,周作人1917年到北大,教授欧洲文学史等等课程,他清新淡雅的白话文曾经轰动一时,新文化运动当中呢更发表了影响深远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启蒙主义理论文章,1945年周作人因抗战期间担任伪职,被中华民国最高法院审判,以汉奸罪判入狱十年,1949年1月,解放军进军长江北岸,南京危在旦夕。根据国民党的绥靖区疏散条例,战争危险地区要疏散监狱,有期徒刑犯人可以担保释放,1949年1月26日,周作人被保释出狱了。

  解说:1949年的1月26号是腊月二十八,两天后就是农历新年了,在满街的鞭炮声中,周作人走出了被他视作闭关1150天的南京老虎桥监狱。

  张铁荣(南开大学中文系教授):从南京监狱出来先到上海,因为北京还不知道(情况)怎么样?在上海期间呢住在一个叫尤炳奇的一个他的崇拜者,也算是学生的家。

  解说:刚刚出狱的周作人,就此开始了寄人篱下的生活,而更令周作人踌躇的是自己今后的去留出路问题,此时老友胡适也从解放军重兵包围下的北平,辗转来到了上海。

  张菊香(《周作人年谱》作者):胡适曾经托人想跟他见面,他婉辞谢绝了,后来呢胡适呢又曾经托人请周作人和他一起到另外一个朋友家去,说呢不管你到香港还是到台湾,都可以有教授的职位。

  解说:胡适希望周作人离开大陆,而周作人的回复却出乎胡适的意料。

  耿傅明(南开大学中文系教授):他希望胡适呢能留下来,不要出国,他认为这是他报答当年胡适劝他,不要附逆的一个人情。

  解说:附逆这个词的意思就是变节投敌,这里是指在抗战期间,周作人留在北平,给日本人担任伪职的那段历史,胡适在抗战之初,周作人去留难断时,也曾经有过出于友情,劝他选择离开的经历。

  止庵:胡适曾经给他写过一首诗,就说这个这诗的意思就说,其中提到智者识的重与轻,就是说你是个智者,你知道走的这个轻重,留在北京照顾你家人这个是轻,你离开这到大后方去是重。

  解说: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京的高校开始大规模西迁,看到同事们扶老携幼,纷纷离开北平,周作人思想上也一度犹豫过,然而周母鲁瑞不愿南行,再加上鲁迅的前妻和周建人的前妻子女都在周家,妇孺家眷众多,南下的确困难,平安无事一动不如一静,这是周作人的结论,倒也暗合他的天性。

  耿傅明:喜欢这么一种安稳这么一种平静的生活,不愿意过那么一种动荡的逃难的生活有关系,也可以说是贪图安逸的这么一个人。

  张铁荣:严格的说呢他还是比较软弱的人,比较那个喜欢书斋的干净,生活的安逸的人。

  止庵:生活比较规律,比较单调比较,就是一个学者型的人,所以有时候说他是像这个古庙里的老僧似的。

  解说:然而这个看似老僧的学者在民国初兴之时,参与的新文化运动中也曾经是不可或缺的主将,他站在文学革命的前沿,有主张人的文学,到呼唤思想革命,指出“文学革命上,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却比第一步更为重要”。胡适说周作人“用最平实伟大的宣言,概括了中国新文化理念的两个中心思想”即“活的文学”和“人的文学”。

  日据时期,周作人把自己的书斋改名为苦住庵,然而即使是老僧,仍要为了庵里的老小出门化斋,随着局势的恶化,留驻北平教授的津贴被终止了。

  张菊香:所以很快的他就把燕京大学的教授,客座教授的职位辞了,然后呢就出任了北大文学院院长,图书馆馆长这些伪职,甚至于后来还当了伪国民政府的政府委员。

  解说:抗战时期的附逆是周作人一生中的重大转折,抗战胜利后,中华民国最高法院宣判,周作人通谋敌国,反抗本国,处有期徒刑十年,剥夺公权十年。几年之后,面对国民政府大势已去的时局,又是一个去留两难的关头,周作人与胡适这两位结交了30余年的老友,在这人生的重要时刻他们将如何做出自己的选择呢?

  胡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胡适他要走,因为他这个他,不仅仅是他几十年对自己的一个政治行为,政治言论的一个总结性的判断,而且是他对中国共产党在夺取了中国政权,在北京掌了权以后,他会采取的意识形态的政策,会采取的文化政策对高校对意识形态,对知识分子(的态度)他是很了解。

  解说:对于另一方面的周作人来说,在战后被民国法院以“汉奸”的罪名判处入狱的经历,以及长期以来对于民国政府的反感都使得他,难以跟随民国政府的阵营。

  耿傅明:他觉得他留在国内呢是最好的选择,因为他的这种社会理想,就是当年无政府,共产主义社会理想,给共产党的理想在很大程度上,他认为是重合的是一致的,因为他是新文化阵营的人,所以他觉得他留在大陆,他在这个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生活比在台湾要好得多。

  解说:周作人感到他担任过伪职,新政权将如何对自己,是否会出现自己担忧的“对个人的压制”都未可知。1949年7月4号,周作人亲笔写信给周恩来,希望求得新政权的谅解。

  止庵(学者):主要是从这个妇女问题,这个立场这个角度切入,他对共产主义加以认同,包括他自己对自己的这个附逆的这个解释,他认为他认为这个是,如果说是这个背叛名节他承认,背叛国家他不承认。

  解说:给周恩来的信没有收到明确答复,周作人1949年8月回到北平,再次托人探听人民政府态度如何,不久得到消息,毛泽东说,他应该公开检讨他的错误,又说只要不乱说乱动,人民政府就对他宽大了,10月18号下午,周作人在儿子的陪同下,回到了阔别三年的八道湾。

  陈晓楠:1949年10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文学史上开始了颂歌时代,郭沫若写下了《新华颂》,胡风写下了《时间开始了》等等长篇政治抒情诗,这似乎是一个欢乐的时代,苦雨斋中闲适超脱的气息和氛围已经荡然无存,就是在这样的一种时代氛围中,64岁的周作人也开始了他的新时代生活。

  解说:周作人回到八道湾后,故旧门生陆续来访,他的学生俞平伯送来两本自己的着作请他指正,另一学生废名,不时在经济上资助周作人。

  耿傅明:他往来的朋友呢主要的也是跟他同命运的,同境遇的一些人,所以当时有人在周作人家里面见到过这个钱稻孙,这个钱稻孙呢是到了五几年,那还穿着那么一种马褂,在当时已经很少见了,有点文化遗老的味道。

  解说:1951年1月22号,周作人在日记中记“起草信稿”,他又一次写信剖白自己,“我的意思是不愿在人民政府之下被说成是通谋敌国反抗本国的人,以前在国民党时代,是非颠倒的一塌糊涂,所以也就算了,但是现今相信政府最讲情理,自己的事可以被了解。

  胡乔木对此的报告是“我的意见是:他应当彻底认错,像李季一样在报纸上悔过。他现在已在翻译欧洲古典文学,领取稿费为生,以后仍可在这方面做些工作。毛泽东批示,照办。

  止庵:他写的检讨不能通过,因为他认为自己没错,所以结果就说的,你就不能用周作人这个名字发表作品了。

  解说:几个月后,一场针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在全国拉开帷幕。毛泽东将思想改造列为三大中心任务之一,从1951年9月30号至1952年12月26号,《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等主要报刊发表了大量著名知识分子写的,有关思想改造的文章,其中包括冯友兰、梁漱溟、金岳霖、沈从文等人。

  止庵:杨绛写过一个小说叫做《洗澡》,就讲这个思想改造,这一系列所有包括朱光潜,当时他为了要改造思想他自己改学俄语,他要从语言上改造自己思想,因为他过去他会的是英语,因为他觉得这思维我要改成俄语,因为要跟着,要跟苏联人想法一致。

  解说:1954年周作人的学生俞平伯,因为红楼梦研究被大规模批判,从十月到年底的的1个多月里,各种层次的座谈会、批判会不下百场,见报的批判文章达500多篇。

  止庵:这个批判呢是全国性的批判,这是在1954年的事情,山东的两个学生就是李希凡和蓝翎,写这文章以后,毛泽东就批示表示支持。

  耿傅明:周作人对俞平伯还是给予很大的这么一种同情理解,或者说是这么一种安慰的(做法)。

  解说:五十年代文艺界,政治批判不断,从思想改造运动开始,先批判电影《武训传》和《清宫秘史》,再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以后又有“批判胡适思想”,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到了1957年就是反右运动。

  止庵:当时的这个领导各级,认为整个知识分子这个队伍,尤其是从国统区来的,这个知识分子这拨人是完全是不可靠的,所以呢你甭管你是什么人,你原来是左派还是右派,你整个这拨人是需要改造思想,是不可靠的。

  解说: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很多学者作家废去文章拿起译笔,所谓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块垒,周作人也不例外,他在《知堂回想录》中说,“那么估量自己的力量,到底可以干些什么工作呢?想来想去,勉强说还是翻译吧,我所觉得喜欢也愿意译的,是古希腊和日本的有些作品”。

  耿傅明:那是他最想译的东西,因为从这些东西里面呢,可以看出他一生的志业所在,他的基本的这么一种,人生的这么一个价值观,他的这么一种这个理想诉求,在这个古希腊罗马文化里面,文学里面都有所体现。

  止庵:日本方面他译了《枕草子》,译了《古事记》,译了这个《浮世澡堂》,《浮世理发馆》《狂言选》。

  耿傅明:他认为呢就是说,日本像这个《浮士澡堂》,《浮士理发店》这些作品,代表了日本文学中一种很特殊的一种东西,就是一种滑稽,但是这种滑稽呢他认为对中国来说是很有好处的,因为中国被道学害得太厉害了,人哪这种道学气太重,就容不了滑稽幽默的东西。

  止庵:1949年时候周作人是64岁,到1966年是81岁,这个17年里面他一共翻译了400万字,一共写作了200万字,这个600万字呢在他的同代人和下一代作家里面是绝无仅有的。

  张菊香:毛主席就有一个批示,说文化汉奸吗,也没有杀人放火,他懂得希腊文,现在懂得希腊文的人不多了,所以叫他,可以叫他搞些翻译,将来给出版。

  解说:1953年十二月,还是因汉奸的历史问题,法院判决剥夺周作人政治权利,自此以后他成了管制对象,驻地派出所不时传问。1956年春夏之际,周作人的命运似乎忽然有了转机。

  耿傅明:1956年所谓这个“小阳春气侯”,政治上的小阳春气侯,当时费孝通不写过文章嘛,就是叫做春天到了脱掉棉袄吧,也就说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开始发生一些变化。

  解说:时逢鲁迅逝世二十周年,《中国青年报》《新华日报》等报刊,约周作人撰写纪念文章,结集为《鲁迅的青年时代》一书,他又将从前写的《关于鲁迅》和《关于鲁迅之二》略作修改。

  止庵:到了鲁迅去世以后,周作人写了《关于鲁迅》、《关于鲁迅之二》,这两篇文章之后,他这个态度就变了,他对于鲁迅有他自己的一套看法,核心的就是鲁迅是人不是神。

  耿傅明:因为周作人他一贯的态度就认为你把鲁迅当成神来看待,当成偶像来看待,这本身就是对鲁迅最大的侮弄,最大的嘲笑讽刺。

  解说:借着这场政治上的小阳春,周作人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谈论所谓的毒草思想,说“现在提倡百花齐放,却又嚷嚷有毒草不许放,好像预先有人承认自己是毒草,便不开放似的,天下有这种事吗?既然齐放,也总让他放了出来”。在这之后不久,就发生了反右运动,不仅毒草被铲除,而且万物凋零。

  陈晓楠:1951年周作人将满68岁虚岁的时候,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不知今日为可祝耶可诅耶,庄子述尧对封人之言,寿则多辱,我以为这是很对的,80岁的时候,“寿则多辱”这四个字甚至被他刻成一方闲章,每每出现在信头信尾,起能够解读的个中况味,深切可感,鲁迅因为早亡,成为了革命圣人,而周作人的长寿竟不幸印证了这句古语。

  解说:政治上的小阳春气侯到了1957年,急转直下变为肃杀,宽松的舆论环境,随着紧接着的反右运动转变了,大鸣大放变为了噤若寒蝉,1960年《文艺报》第2期发表了《周作人有无产阶级思想吗》一文,“周作人前期作品在思想内容上无甚可取之处,后期作品更是极端反动。于是周作人再度沉默,八道湾的苦雨斋,重又出现门前车马稀的冷落与凄清。

  耿傅明:这对周作人应该来说是打击很大的,因为他自以为他唯一的价值,就在他在文化思想上还是进步的,这要说他一无可取,基本不可取,那就是说否定了他的文化上的努力。

  解说:由于政治上的冷落,文章发不出去,不但被迫辍笔,经济上也顿感困窘,这时候正是三年困难时期,物资供应的紧张,更对周作人一家的生活形成了威胁。

  张菊香:到了后来他又给康生写了封信,大概是1964年的时候,六几年的时候给康生写了封信,因为他的生活确实是比较拮据。

  张铁荣:所以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家庭问题,促使他写了两次,大概写了两次给周恩来毛泽东一封,给康生一封,《人民文学》就跟他谈,让他自己提你要多少钱?他说我要400块,就给了400块。

  解说:国内这些援助仍不能满足,周作人于是频频向香港友人写信求助。

  张铁荣:他要日本的那个酱啊,日本的这个烧烤啊,日本的一些生活用品啊,因为他老婆是日本人啊,这个鲍耀明都满足给他寄,他呢用自己的手稿,自己的那些解答问题啊,自己的书信啊还有自己存的那个有点值钱的东西,也寄给鲍耀明来回答着。

  解说:如此哀哀求助,如周作人自己所说,真是乞食为生了,然而沉重的家累和夫人羽太信子的旧病不愈,令周家支出甚巨,从1961年年底开始,甚至把一直秘不示人的《日记》也拿出来拍卖了,他在给鲁迅博物馆的信中写道,如果卖不出去他将“托钵于市矣”,日记中周氏哀叹道“回顾一生,受损害侮辱徒为人作牺牲,恐至死才能结束也”。

  处于这样的别人难以理解的痛苦中,唯一使周作人感到欣慰的仍是他的写作,1962年6月18号,周作人开始着手翻译希腊作家路吉阿诺斯的对话集,这也是他50多年的夙愿。

  耿傅明:那是他最想译的东西,因为从这些东西里面,可以看出他一生的志业所在,它的基本的这么一种人生的价值观。

  止庵:他对整个的古希腊文明,他采取了一个批判的态度,对其中的很多可笑的,荒唐的,荒谬的这种虚假的东西加以嘲讽,那么周作人在他为翻译这书写的一篇文章里,提出这是一本“非圣无法”的着作,周作人自己的一生的思想,其实就是“非圣无法”这几个字。

  译完这本书后,他基本上认为他一生算完成了,他在他后来80岁时候写的这个遗嘱的时候,他说余一生文字不足道,只有这暮年所译的《希腊神话》读者当自珍之。

  解说:1965年周作人已是年届八旬的老人,四月他在日记中写道“余写遗嘱已有数次,大要只是意在速朽,所谓人死消声灭迹,最是理想”。

  耿傅明:周作人对文革呢他是没有任何预见预感的,甚至在文革都起来之后,他因为这个津贴没有收到,还要去追问津贴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寄来,他不知道这个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领导,都已经被关进牛棚了,挨批斗了。

  解说: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此时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了,那些被视为“剥削阶级”“反动派”的人,红卫兵进行揪斗抄家,大批学者,知识分子被冲击,8月22号,一群红卫兵小将冲进了八道湾,砸烂了家中供奉的周作人母亲的牌位。

  耿傅明:冲到这个周作人家,让他罚跪,批斗之后呢就不让他在屋里面住了,就是在屋檐下面站了三天三夜,后来实在是站不住了,就卧倒在那个地上了,后来通过向红卫兵求情呢,让他就是在一个这个,他家的日式的那个澡堂里面住。

  解说:81岁的周作人两次向派出所递交“呈文”恳请恩准他服用安眠药,进行“安乐死”,早点结束对他来说是痛苦不堪的生命,当然无人会理睬他的“卑微”的要求。1967年5月6日,节气立夏,那天中午,周作人吃了碗玉米粥,下午两点多钟,邻居隔船发现他趴在铺板上一动不动,姿势极不自然,家人被叫回来后,发现周作人已经浑身冰凉,没有了气息。

  止庵:他把他的书房命名为苦雨斋,虽然他一生有很多的波折,有好多我们说毁誉参半的事情,但是归根结底这人是一个读书人,那这个读书人呢,他的读书的地方就是苦雨斋,所以我觉得这个苦雨斋就可以说是他的一个精神象征。

  陈晓楠:1919年鲁迅买下八道湾这套住宅,一家人住进来的时候周作人是34岁,在这里他前后度过了40多年的时光,这里是他们一大家子人三世同堂天伦乐融的地方,也许他与兄长反目成仇分道扬镳,乃至终老也未能再复合的地方,这里是他在城池沦陷也未舍离弃,终使得他沦为罪人的地方,而这里也最终成为目送他离别这个尘世的地方,周作人也是我们追忆的5位新文化运动旗手当中最后辞世的一位,从我们站立的这个时间坐标点,向民国诞生之初的那些先知们所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回望,我们已经跨越了将近100年的时光。


隐私权政策(Privacy) | 免责条款(Disclaim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