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文:什么是平庸的恶?纳粹都曾是普通人(7图)
2020-03-18
作者: 真功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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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历1960年5月11日,以色列特工组织摩萨德在阿根廷绑架了逃亡于此的前纳粹党高官阿道夫·艾希曼,并于次年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法庭公开受审。艾希曼从1942年万湖会议以后就受命主持清除欧洲的犹太人,是奥斯维辛等集中营发生的种种惨案的直接炮制者。这次审判自消息公布之日起,便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其中就包括曾经发表了《极权主义的起源》的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的注意。审判中,被掩护在防弹玻璃亭之内的艾希曼拒绝认罪,他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依命令行事”,他并不是纳粹机构中的核心,而只是枪手手中的一支手枪而已。在艾希曼看来,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按照上级指令进行的“合法”的行为,正如他的辩护律师赛瓦提斯博士在总结陈词时指出的,“艾希曼的所作所为是因为:如果他赢了,他将获得勋章,如果他输了,他就得上绞刑架”。(齐格蒙·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页25)

  阿道夫·艾希曼相貌端正,仪态文雅,1937年以前一直是个虔诚的福音教徒,在原本希望在耶路撒冷审判中观察一下“这种人类”的汉娜·阿伦特眼里,“他一点也不粗野,也不是非人类的,也不是难以理解的”(阿伦特致布吕歇尔的信,1961年4月15日,美国国会图书馆)。但正是这个人,在执行纳粹党的指令时,暴露出了他凶残的一面,用如同检疫局行政人员清除感染疫情的牲畜一样的一丝不苟、严谨细致的态度执行着清除德国占领区内犹太人的指令,这不禁令人思考:这样的人间惨剧真的只是因为诸如希特勒这样的少数某些人的“极端的邪恶”而造成的吗?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普通人离艾希曼究竟有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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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邪恶的平庸

  毫无疑问,当艾希曼说出“一切都是依命令行事”的时候,已经完全否定了自己的行为需要考虑道德或者正义的可能性,这也为艾希曼的杀人狂魔形象增添了冷酷的一笔。不论是在影视作品等大众传媒工业品中,还是在许多社会学家对奥斯维辛式大屠杀的论述中,都有意无意地将执行屠杀的人刻画成虐待狂、暴力倾向者、毫无道德感的人,而当研究者发现,那些集中营里的工作者在担任此项工作前还只是一些与世无争的普通人时,很容易引入这样的结论,也即每个人的心里天生就埋藏着邪恶,其善者伪也,从而在根本上动摇道德和善良礼俗的根基。事实上这么做有欠考虑,刽子手日复一日砍掉罪犯的头颅,并不意味着这个刽子手本性的邪恶。如果罪犯真的应当执行死刑,那对罪犯的砍杀就意味着正义得到实现,而不是刽子手的个性出了问题。

  集中营的工作者们是在怎样的安排下“顺利地”完成了屠杀的工作的?汉娜·阿伦特在她那篇曾一度饱受争议的报告中认为,这个过程中需要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是使执行者们克服“动物性的同情,这是所有正常人在看到肉体这模式都会产生的”。除非是心理极度变态之徒,人都本能地对折磨他人的肉体感到痛苦,即使是因为仇恨而残杀他人,经过每天数千人的杀人经历,因为仇恨而产生的杀人激情也会很快减退。因而,纳粹党卫军在行动中,对接近屠杀现场的人,会倾向于选取性格沉稳、遵守组织纪律的成员,而对那些对这项工作积极性强、意识形态立场过于狂热的人,则将其小心地排除出工作队伍,从而将清除犹太人的这项工作当做一场公事公办的程序。也正是在这样的工作氛围当中,每个人将自己的工作仅仅作为纪律要求下上级派发的任务、一件必须要完成的使命,犹太人集中营才因此成为了一台稳定而高效的杀人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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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希曼被判处死刑的后一年,美国心理学家斯坦利·米格拉姆进行了一系列的试验。受测试者来自世界各地的不同年龄段与不同社会阶层,实验员声称这次实验是为了心理学与教育学的研究,从而要求受测试者触动按钮对隔壁的实验对象进行电击,受测试者能够听到隔壁传来的电击对象的尖叫声,电击电压随着实验的推进而逐步加大,进而达到足以危机人的生命的伏数。在实验前,有关心理学专业人士都认为只要电击电压量达到一个相当低的水平,百分之百的受测试者都会因为行为的残酷而退出试验,然而结果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近70%的受测试者都按照实验员的要求进行到了最后,将电压推进到了足以致人死亡的额度。(米格拉姆《对权威的服从:一次逼近人性真相的心理学实验》,新华出版社,页39以后)虽然受测试者的隔壁传来的只是事先录好的尖叫声,但是这些受测试者并不知情,在明知对象会因为自己的操作而死亡的情况下,大多数的受测试者都很有耐性地执行了指令,只是因为实验员声称这次实验是为了“科学的研究”。这就使我们可以想象,当屠杀犹太人这个超出一般人道德承受能力的要求被作为国家权威所发布的指令时,可以被操作人员如此毫不犹豫地执行了。

  米格拉姆实验的另一处令人震惊的结论是,当受虐对象从受测试者的视觉中被隔离开时,施虐往往会很容易地进行。这不难理解,面对面直接进行残酷的行为,身心感官都会受到触动,而受测试者与对象被一堵墙壁隔开,尽管仍能听见对象的惨叫声,但还是更加容易下手了。那如果对象被从视觉听觉全方位与操作者隔离开时,残酷的行为便只是简单地按一个按钮或是别的什么,虐待便可以轻松简单地进行了。这就是对犹太人的屠杀的可怕之处,犹太人被安排在精心伪装成浴室的毒气室里,墙壁另一头的纳粹工作人员仅仅只是触碰几个开关,犹太人便会悄无声息地死去,整个过程就犹如现代工厂中的流水线,屠杀任务被分解为若干个步骤,每个部分都简单易行且尽量减少道德压力,以确保屠杀能被批量执行。

  “他真是个傻瓜,但却并不是傻瓜,这个人是愚蠢的,但这又什么都不是。”汉娜·阿伦特在与雅斯贝尔斯的信中这样评价艾希曼。(阿伦特致雅斯贝尔斯的信,1963年12月29日,马尔巴哈)如同其他从事“最终任务”的不能思考的可怜同僚们一样,艾希曼具有着一种邪恶的平庸(Banality of Evil)。这种恶与极端的邪恶不同,为恶者甚至意识不到自己正在作恶,但正是因为平庸的恶助长了极端的邪恶,才酿成了20世纪因极权主义导致的种种惨剧。集中营的工作者们和米格拉姆实验当中的受测试者有其相似之处,权威的命令将他们的责任转移开,使得他们进入了一种“代理状态”(agentic state),即一种把自己看做执行他人意愿的情况。(米格拉姆《对权威的服从》页104)进入代理状态的人以一种事不关己的态度看待自己的行为,即使残忍的结果经自己之手施加在受害者身上,他们也并不认为这是自己的责任。这事实上是一种思维的懒惰,处在这一状态中,一个人就自己放弃了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甚至放弃了自己的人格,因为他事实上是在以“委托者”的人格进行所有的行为。自我被消解于无形,放弃了思考的个体终于被平庸化了,而不再以整全的人这样的面貌出现,成为了对权威惟命是从的平凡的操作员,这样,不论权威是善还是恶,指令是正义还是不法,都一统遵照执行。

  懒于思考是现代人普遍具有的恶习。汉娜·阿伦特关于《耶路撒冷的艾希曼》的报告发表后,因为她尖锐的观点,愤怒的谩骂塞满了她的信箱,但是却并没有多少真正有价值的反驳,甚至在指责她的人中究竟有多少人读完她那篇仅长达十页的报告都是一个问题。正是因为懒于思考,人们在委托状态中失去自我才成为了可能,否则哪怕只有一点道德考量,平庸的恶便不会发生。这种委托状态不是仅仅存在于纳粹党体制中,而是遍布现代生活的各个领域,就像制造原子弹的工人们从来不会考虑自己需要为广岛的死难者承担什么责任,他们只不过是完成公司承接的订单罢了。这是多么危险的想法!同样是因为懒于思考,现代社会才有诸多的“政治正确”,地位平等、拒绝歧视、保障经济、确保生活水平等政治正确的观念从西方开始确立,进而发展到了中国。事实上,这些问题在学理上都具有考量的余地,但因为它是政治正确,才成为了工具理性解决大部分问题时毋庸置疑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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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大屠杀与现代国家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指出,奥斯维辛式的大屠杀是现代社会独有的产物。(齐格蒙·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页3)与人类历史中的历次军事屠杀或者屠城行为不同,甚至与20世纪末叶发生的卢旺达大屠杀也不同,纳粹对犹太人的种族清洗呈现出了一种鲜明的机制性,它是在权威制定的清楚犹太人的目标指导下,由一整个理性、精确、高效的行政机关负责执行的一种批量操作的产物。负责进行灭绝行为的执行者们完全不是穷凶极恶、嗜杀成性的魔鬼,它们只不过是执行者一个难度较大的行政任务。用希尔博格的话来说,“大多数参与者没有对犹太小孩开枪或者往毒气室倾灌毒气……大多数官僚成员所做的只是起草备忘录、绘制蓝图、电话交谈和参加会议。他们只要坐在他们的桌子旁边就能毁灭整个人类”。( Raul Hilberg, The Destruction of the European Jew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5), P1024)在人类历史上,恐怕只有日本731部队在中国的人体实验、萨达姆对库尔德人的屠杀等寥寥几个案例可以与之相比。而相对于它的类似者,以奥斯维辛集中营为代表的清洗机构则是前无古人的登峰造极者,有计划的、科学信息化的、专门的、被有效管理的、协调一致的:这些特点使它成为了歌德《浮士德》诗中靡菲斯特的现代注脚,代表了人类工业文明经过两百年的发展最终达到了的魔鬼般的力量。奥斯维辛集中营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生产对象特殊的大工厂,对此,费恩戈尔德是如此论述的:

  “(奥斯维辛)也是现代工厂体系在俗世的一个延伸。不同于生产商品的是:这里的原材料是人,而最终产品是死亡,因此,每天都有那么多单位量被仔细地标注在管理者的生产表上。而现代工厂体系的象征——烟囱——则将焚化人的躯体产生的浓烟滚滚排出。还有现代欧洲布局精密的铁路网向工厂输送着新的‘原料’。这同运输其他货物没有什么两样。在毒气室里,受害者们吸入由氢氰酸小球放出的毒气,这种小球又是出自德国先进的化学工业。工程师们设计出了火葬场,管理者们设计出了以落后国家可能会嫉妒的热情与效率运转着的官僚制度体系。就连整个计划本身也是扭曲的现代科学精神的映射。我们目睹的一切只不过是社会工程一个庞大的计划……”(Henry L. Feingold,” How Unique is the Holocaust”,转引自齐格蒙·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页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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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火化炉是集中营的副产品一样,奥斯维辛也是现代国家的副产品。与传统的古代邦国不同,现代国家拥有着强大的国家机器,它通过高效率运转的官僚体制完成了对国家方方面面的数目字管理,只要国家的管理者下达指令,这个机器就会以难以想象的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完成这一任务。在人类的不同层次的组织之间往往具有着极大的相似性,现代国家同样有如一个大号的现代工厂,它的各种官僚机构就是工厂各个职能组织里的工人,生产出一种种行政行为,在这种意义上,现代官僚体系的管理对象是非人化的,人对于现代国家来说只是表格上的一串数字或是一组资料。就像今天的话语体系里,人有许多种形式,比如在区域经济学中的人力资源,在宏观调控中的劳动力,在交通运输中的返乡客流,在文化传播中的媒体受众,但是从来没有提到过“人”,甚至当我们把劳动力、老龄化人口、技术型人才这些术语替换成“人”时,我们会感到这种说法不专业或者很奇怪。在这种非人化视角下,无论是现代工厂还是现代国家,它们的思考方式都是工具理性的,只是进行单纯的以完成目标为导向的一系列机械运算,一切以成果最大化为中心,不论是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现代国家都能够出色地执行这些纲领。我们在几十年后反观犹太人问题的解决历史,就可以看到它作为纳粹当局的一件重要任务,其解决方式是如何在工具性考量中逐渐被极端化了的。一开始,将犹太人迁移出德国国境是最有效的办法,艾希曼作为一名“能吏”还因为快速顺畅地将奥地利犹太人迁出而受到了嘉奖;但在此之后,随着战争爆发,第三帝国领土急剧扩大,所要解决的犹太人便从德国扩大到了欧洲,工作计划也随之改变,纳粹先后策划将犹太人全部迁入波兰的保留地、刚从法国手中夺占的马达加斯加和占领指日可待的广大俄罗斯领土,然而随着对占领地区管理成本的增大、英国海军在大洋上的骚扰和与苏联地面战争的失利,这些计划最终都变得遥不可及。于是,从肉体上消灭犹太人的“最终方案”( Die Endlösung)因为被证明是最有效、最节约并且是最可行的方案,毫无悬念地被确定了。一切都仿佛是行政机关的一个平淡无奇的决定,犹如今日经过多方论证最终上马的工业项目,整个环节都充分地考虑到了经济性、可行性和结果最大化等多方面的因素。

  其它的道德考量或许会零星地出现在官僚机构人员个体的脑海中,但是作为国家机器中的一员,根本的道德准则就是螺丝钉一般尽职尽责地完成任务,就算任务与行政人员个体的本心相违背,还是应当服从国家的安排——毕竟只有极少数人才会按照本心行事,冒着生命危险去列辛德勒的名单。这种状况是具有普遍性的,虽然犹太人大屠杀只发生在纳粹德国。在平时,国家指令与个人的道德本心之间的矛盾并不是十分明显,但窃听私人电话、驱赶示威群众、不顾环境能力而破坏性地发展本地工业,这些令人产生道德不安的行为始终广泛地被各国的行政人员执行着,并非行政人员不会意识到如此行事的结果,只是因为被告知这么做是为了更高的目的,因为被要求按照国家意志行事,也因为代理状态下事不干己、摆脱直接责任的心理状况。

  在官僚体系成员的身上体现出的行为与良知之间的分裂,是现代社会的典型特征。从黑格尔以降,思想者们就注意到了这种割裂,肉体与灵魂被割裂,法律与道德被割裂,正义与责任被割裂,人格与职业被割裂,大学也不再被视为培养完整人格的场所,而是职业技能培训商店,不论是精英还是庸人在现代教育制度下都被训练成掌握某种特定技能的专门性人才,不同的专业都各自具有着不同的视野,限制了每个人的眼界。于是,有了受教育时期被灌输的理念,再加上周围环境的影响熏陶,不论警察还是会计,公务员还是收银员,专门性人才在他们各自的岗位里,都会不假思索地以技术考量决定自己的行为。曼哈顿计划中的科技员按照政府要求研制原子弹,和今日的菜农对作物喷洒高剂量农药,事实上是由于同一个原因,即纯粹考虑技术上的结果,而不对行为作道德衡量。因为道德在现代社会被认为是特定历史时期人类经济社会状况带来的产物,而且据实证主义“法律人”声称,它与法律完全是截然不同的事物。也正是如此,在现代国家对自己人民的管理走向非人化的同时,现代人自身也逐渐非人化地对待自己,完全站在自己所在职位的立场上处理问题,仿佛一件为这个岗位量身订做的工具。奥斯维辛大屠杀只有可能产生在这样的社会里,创造这个悲剧的就是少数真正邪恶的政治领袖,精确而不带情感的官僚机制,以及现代人狭隘的道德冷漠。所幸当前的世界并非完全意义上的现代社会,宗教依然受到尊重,过去的许多传统依旧得到保留,否则一个被现代性完全占据人类的所有方面的社会,在面对某一个心怀恶意的野心家时没有任何胜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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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一个删帖员是无辜的

  现代性是一个复杂而深刻的问题,几乎难以为其下一个令人满意的定义。古代人与现代人有着许多根本的区别,在古代人的眼里,世界是一个完好的整全,人同样作为一个丰满的整全,与作为更大整全的世界有着某种联系,因此不论是一花一草,一山一水,日月星辰,它们的细微变化都意味着它们所属的世界的某种隐微意义。至于人,则必须具有良好的道德与丰富的知识,人的所有知识与道德法则都直接来源于代表整全世界的超然存在者,因而是必须相信并遵奉的,即使是道德败坏者也并不否认道德的权威性。而随着现代性逐步显现和发展,具有了科学技术作为工具的人成为了万物的尺度,人类开始用科学去衡量目之所及的一切,无论是上帝与道德还是经济与社会,都必须接受科学的审查,凡是与科学相矛盾者,便目之为不合理之物。现代性的扩张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超然的永恒存在者不再被人相信,甚至无法用科学去度量的永恒本身也不受待见,几千年屹立不倒的建筑几乎不可能再被建造出来了,现代人注重的是当下,快速地消费物质产品从而获得愉悦成为了人生的主要意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或许会进一步追求更高层次的完善,但是这又如何?他无法说服或阻止其他人的消费主义享乐,同时稍不注意,同样也会为耳目颜色所迷。

  现代社会在现代性的影响下形成了一个由钢筋混凝土构建起来的花花世界,它以人的思想能力的衰弱为代价,将势力所及的所有人网罗在内,娱乐着他们的神经。过去一个人可以选择不同的生活方式,不论是花天酒地还是清心寡欲,耕读传家还是避世隐居,在一个共同体内都得到尊重和包容,并且可以自由地选择。而消费主义依靠着它强大的吸引力具有风靡上下的力量,我们生活世界中充斥的各种广告、电话销售、影视产品都在向我们施加消费的暗示,潜移默化中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不知不觉中购买了远超生活必需的消费品。即使是自控力堪比圣贤之人,在经济能力足以担负高消费生活的条件下想要有意识地抗拒这种生活方式,拒斥高排量的私家汽车、不断更新的智能信息产品和不停更新的鲜衣美服以及其它类型的无止境消费,难度都是很大的。列夫·托尔斯泰就是一个例子,他较早地意识到了自己浮华舒适但毫无意义的生活,但直到自己的晚年才鼓起了勇气抛弃了原本的生活,最终在一个偏僻车站告别了自己伟大的一生——他以自己的死亡成就了意义。但大多数人没有这种能力,消费主义在扩张人的生活需要的同时,也在制造平庸,人们在消费生活中与他人使用着同样的商品,逐渐成为了无差别的消费者,失去了思想能力的消费者已经没有反思自己的生活方式的能力了。这种坚不可摧的消费主义还具有一个无比正当的理由,当人们怀疑消费主义是否真的适合于人类时,它可以反问:你能阻止消费者追求更加美好的生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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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社会标榜着用理性的精神对待一切,但恰恰又充满了非理性。米格拉姆的实验就暴露了这个特征。纵观大屠杀的整个过程,人们只是下意识地服从着上级的命令,执行着那些只要稍加思考就能意识到这是在犯罪的行为。如果我们还不能对这一问题进行反思的话,整个人类就将排队走上被告席。

  这一句话确实有危言耸听之嫌,但是人类历史上的许多悲剧确实是在群体的无意识当中产生的(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在齐姆巴多最后不得不终止的“模拟监狱中的人际动力”实验当中,仅仅因为被分派了狱警的实验角色,那些被随机挑选出的大学生就展现出了暴戾的面孔,残酷地对待同时入选却被安排为罪犯角色的另一批大学生,这不仅展现了人性未被约束时可能出现的恶性,而且还说明,集体为恶从法国大革命、中国的十年浩劫到卢旺达大屠杀,几百年间的群体性暴行都给予了证明。

  当你每天打卡上班,坐下,泡茶,打开电脑,重复每天如此的工作,这不过这份工作的内容只是按照系统的要求,按照有关的规定操作,就算你无法理解自己所做的事情,隐隐觉得这件事情有什么不妥——但是,这不是你的责任,你只是按部就班地执行任务,去完成那一整个体系中的小小一环而已——这就是再邪恶不过的平庸了。

  于2014年春

  上海社科院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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