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年前的中国,曾经历一场比新冠更可怕的疫情(20图)
来源: 世界日报
2020-03-09
作者: 马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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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中国敢于用暂停经济的极端方法,来抗击新冠病毒呢?原来,在53年前,我们经历过惨痛至极的教训……

  前几天,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感谢中国的话,登上了微博热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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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世卫组织(专家)前往中国后提供的信息,从2月初以来,中国新冠肺炎病例数量开始下降,我希望这个形势能持续下去。

  “同时,我衷心感谢,所有正在承受着日常生活上的不便、放弃了很多享乐的中国人民,这是他们为了遏制病毒传播所作出的牺牲,是对全人类的伟大贡献。”一时间无数网友留言,感激着国际的认可,也为形势的转变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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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春节实在是太不容易了,城市封锁,小区隔离,广播宣传,用牙签按电梯,收快递如特务接头。但好在,一切都值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中国敢于用暂停经济的极端方法,来抗击新冠病毒呢?昨天,偶然在群中看到一个视频,看完后恍然找到了答案。原来在53年前,我们经历过惨痛至极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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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脑爆发“1967年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的爆发流行,有人得了以后,啪一下在火车上就带着全国各处都是了,越传越多。当时发生了300多万人感染,16万人死亡。”这个视频,来源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接受记者的采访。如果不是讲述者德高望重,真的不敢相信其中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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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了几个微信上的朋友,也没有一个知情的。16万人死亡,300多万人感染,而当时的中国只有7.5亿人,大家竟然都没有听过。

  要知道,即使是汶川地震,有69227人死亡,还不到当年疫情的一半。17年前全民皆兵的SARS事件,内地死亡349例。现在的新冠病毒,也完全无法和它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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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这场特大疫情,仿佛从空间的罅隙掉到了外太空,无声无息。

  索尔仁尼琴说:“总盯着过去,你会瞎掉一只眼;然而忘却历史,你会双目失明。”历史不应该被忘记,就像警钟不应该被撤下。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简称流脑,这种病多发于青少年。染上流脑之后,患者会出现发热,头痛、呕吐、皮肤瘀点等症状。若治疗不彻底或治疗较晚,可能引发瘫痪、失明、耳聋、智力、精神异常等后遗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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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因流脑截肢的英国宝宝泰勒

  中共建政以后,先后发生过4次流脑疫情,但1966—1967年的疫情最为严重。有多严重呢,光看全国的数据有些冰冷,我们挑选几个地方的来说。为了控制流脑的蔓延,辽宁省成立了防病指挥部。在1967年有51931人染病,死亡3013人,病死率为5.80%。广东省更加骇人,从1966年11月到1967年2月上旬,感染者有51834人,死亡3394人。等到3月15日再次统计时,患病人数竟然升到了195745人,死亡10770人,病死率为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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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电子显微镜下的脑膜炎球菌

  也就是说,仅广东一省,就是现在全国新冠病毒确诊人数的两倍多。死亡人数更加残忍,是新冠病毒的3.69倍。面对着这么严重的疫情,当年也是谣言满天飞。现在许多人认为喝酒能预防病毒,而当年传的是吸烟能预防流脑。有一些小孩因此偷父亲的烟抽,被逮到后一顿狠揍。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梁景和,就是那次疫情的亲历者。他在1967年正月初五的时候发烧,父母发现他生病后,冒着东北零下30度的严寒,天色未明时就带他去医院。幸亏父母警觉性高,他患上了流脑,医生直接说:“这孩子再晚来20分钟就没命了。”住院第三天他才醒过来,后来成功治愈,而且没有留下后遗症。但并非所有人都有这种幸运,有个昵称为“亮”的微信网友讲述了自己的邻居。由于流脑后遗症,他的智力一直停留在3岁,从小到大备受欺侮,现在已经满头白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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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图片来源于孔夫子旧书网

  还有许多人,连命也没有保住。当时的人们谈病色变,一些晚上好端端的人,第二天就用白布盖着抬走了。而且是经常如此,隔三岔五就有人倒下。这种恐惧,大概就相当于,你楼上楼下的邻居,全部被确诊为新冠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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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串连为什么当年的流脑疫情这么严重呢?一方面是因为卫生条件和防控措施差,另一方面是因为风靡全国的大串连。1966年8月,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了上百万红卫兵。有些北京的红卫兵跑到全国各地宣传,成为了“大串连”的先锋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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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地的师生代表也纷纷前往北京学习,在短短三个多月的时间里,毛主席先后接见了8次红卫兵,共计1100万人。

  北京的师生往外地跑,外地的师生赴北京学,堪称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人口集中大流动。延安、瑞金、井冈山等革命老区,也成为了他们向往的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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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更好地串连,当时车船票一律免费,各地还为红卫兵设立了“联络站”和“接待站”。火车成为了最主要的交通工具,由于人数太多,往往超载数倍。

  原本一节车厢运载百人,但那时能塞四五百人。行李架上坐着人,椅子底下也有人,甚至连厕所都挤满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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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百号人就像罐头中的沙丁鱼般挤在一起,连空气都变得浑浊。在这样的环境里,别说是病毒了,就算是小小的感冒,也可能传染一群人。

  不巧的是,怕啥来啥。根据医学上的定义:“流脑是由脑膜炎双球菌引起的化脓性炎症,具有较强的传染性,冬春季节为流行高峰期,会通过呼吸道、血液、接触、虫媒、消化道等几种方式进行传播。”而那次疫情正爆发于冬天。1966年11月17日,广东省阳春县潭水中学的一名学生,在北上“串连”返校归家后发病,成为了当年疫情的第一例流脑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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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举国师生奔走串连,从这名学生开始,流脑迅速从南向北蔓延。在传播的过程中,几乎没有遇到任何的阻挡。

  如同新冠病毒一样,流脑也可以通过飞沫传播。但当时的国人缺少防疫知识,情绪激昂的学生们又总是聚在一起,往往汇聚成声势浩大的队伍。于是,这次流脑疫情成长为前所未有的“怪兽”,将触手伸到了300多万人的身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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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刀阔斧大串连不仅使流感疫情肆虐,也严重影响了当时的交通和经济。种种危情,使周总理心急如焚,建议立即停止大串连。毛主席同意暂停,然后取消了免费的交通,又规定停止长途步行串连。等到1967年3月10日时,正式取消了大串连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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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事都存在惯性,有部分学生仍然自发地游荡串连。但多数人停下了脚步。人口流动的减少,大幅降低了流脑的蔓延。

  与此同时,周总理对疫情忧心忡忡,他立即找到了一批专业人才,建立了“流脑”防治专业机构,开展全国的防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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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的四步,你一定无比熟悉:宣传知识,药物防治,全面消毒,限制流动,跟预防新冠病毒极为相似。

  比如让大家明白流脑是一种呼吸道传染病,佩戴口罩比吃药的预防效果更好。这估计是国民第一次大规模地佩戴口罩,可惜当时的口罩严重不足。还有些地方就像河南的村庄一样硬核,他们把守在村口检疫,严禁外来人员进入,有事在村口接洽。由于流脑主要感染青少年,所以青少年严禁出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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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番大刀阔斧地整顿下,流脑疫情终于不再嚣张,感染人数快速下降。

  这次极其惨重的疫情,也让国家认识到了不足,开始重视流脑疫苗的研发。在经过数年的研究后,终于在1974 年研制出A群菌苗,有效保护86%~92%的人群。在后来的不断改进下,流脑的防治工作越做越好。从1967年的403/10万,降到了2011年的0. 022/1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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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图片来源于微博“疫苗与科学”

  安徽日报曾经在2017年发布过一段数据:“以流脑为例,1967年我省报告病例有25万之多,约有一万多个孩子死于该病。而2016年,全省仅报告3例病例。”时至今日,流脑已经成为了极其罕见的病症。我们终于战胜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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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照形

  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当年的流脑疫情,就像铁钩沉入了海底。它静静地躺在那里,渐渐地生满了锈迹。如果我们以前知道这个案例,那么在面对新冠病毒的时候,会不会多一些谨慎呢?遗憾的是,由于缺乏报道,很少有人知道当年的疫情。幸运的是,医道薪火相传,各种防范都有了巨大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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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董宗祈

  钟南山、李兰娟、张文宏、董宗祈、张定宇、王辰等,一个个让人敬畏的名字,一段段感人肺腑的故事。他们就像雄鹰盘旋于阴风阵阵的山谷,又如蓝鲸遨游于恶浪滚滚的大海。这些壮丽的身影,提醒着我们什么是义无反顾的勇敢。

  每一个普通的国民,也在壮士断腕的政策下,像水滴般凝聚成了盾牌,抵挡着咆哮狰狞的病毒。

  所有国民一起,上演了抗疫大剧:志容千山,心存感激,砥砺前行,上下一心,才渐渐把病毒赶到了笼子里。

  雨果曾经说:“历史是什么:是过去传到将来的回声,是将来对过去的反映。”很多时候,我们感觉离唐朝很近,离五代很远,但五代明明在唐朝后面。因为在记忆中并不存在什么距离,只有在遗忘之中才有鸿沟。过去塑造了现在,现在影响着未来。遗忘是可耻的背叛,避免重蹈覆辙最好的方法,就是铭记历史,诚心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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