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锐:耀邦遭战友揭发被逼检讨失声痛哭(图)
2019-02-27
作者: 真功fu

  胡耀邦辞世20周年之际,李锐撰文《不当奴隶,更不当奴才》披露,1987年胡耀邦在“生活会”上被以前的战友王鹤寿揭发,非常伤心,他曾对王鹤寿讲过一些心里话。耀邦被迫作了检查,听说离开会场后即失声痛哭。“王鹤寿的侄女后来向我透露,揭发耀邦是陈云的命令。”文章如下。

  2015年11月20日是胡耀邦百年冥诞,近期海内外媒体都在热议胡耀邦

  离休后我负责编中共组织史资料,从打AB团起,10年内战肃反,自己杀自己人,杀了10万。延安时期抢救运动打了1万5千个特务,但事实上一个打入党内的特务都没有。我问过黄克诚,在江西时他就感到,毛有两个毛病:一是脾气太坏,二是任人唯亲。井冈山下来在福建选前委,多数人投陈毅的票,毛泽东就甩手不干了。后来陈毅去上海找周恩来,周让陈赶紧把毛请回来。如萧克没投毛的票,毛对萧一直记在心上。没有林彪的吹捧与参与,“文化大革命”可能搞不起来;“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就垮了。后来接班的邓小平,其实也是半个毛泽东。1989年“六四”风波,出动军队镇压学生运动,这种连毛泽东活着都不可能干出来的事,邓小平却干了。“六四”期间,他听信李鹏和李锡铭谎报“学生动乱”的谗言,要实行军事戒严,萧克、张爱萍等7位上将联名上书反对武力镇压,他毫不理睬。

  总之,80年代的局势对耀邦来说,很难办,上面两个老人压着。邓小平赞成“权威主义”,他认为中国总得有“一个人说了算”。耀邦告诉过我,邓小平与陈云这两位政治老人的关系,按邓小平的话说,是“谈不拢”,胡耀邦在位时,就开不成常委会;“只能有一个婆婆”,这是邓小平让薄一波向陈云传达的。改革开放,邓小平在经济上比较坚定,如成立“特区”,这是一个创举。而陈云仍坚持“鸟笼政策”,这是原则性分歧。在意识形态上,邓小平“不问姓资姓社”,“不管黑猫白猫”,“摸着石头过河”,不为既往的正统理论所限制,敢于突破,这是有极大功劳的。而陈云仍跳不出旧框框,1989年,中顾委发了个“一号文件”,刊载了陈云同赵紫阳、胡启立、李瑞环1987年以后的谈话,他说:“列宁帝国主义论没有过时”。对“六四”风波,陈云则有自己的看法。当时在中顾委,我们四个人(杜润生、李昌、于光远和我)反对镇压,几个月批斗,将要开除党籍,是陈云挽救了我们;他说,这种事不能再干了,否则,以后还要平反。

  陈云对胡耀邦有看法,认为他在人事上用“青红帮”(青年团、红卫兵)。1982年初我已经65岁,决定在电力部退下来。这时陈云要我到中央组织部组建青年干部局,意见极其坚决,促我上任,还误会我是“能上不能下”、不愿当局长。于是我只好服从,于该年3月调入中央组织部。上任后我只见他一次,见了面就说要“顶住”,言下之意就是顶住胡耀邦。1987年耀邦在“生活会”上被以前的战友王鹤寿揭发,非常伤心,他曾对王鹤寿讲过一些心里话。王鹤寿的侄女后来向我透露,揭发耀邦是陈云的命令。

  除了两个老人,当时还有两个“左王”看不起他,在两老之间讲闲话,一个是胡乔木,一个是邓力群。胡乔木这个人,“一日无君则惶惶然”。改革开放以后,主要在意识形态上,胡乔木仍坚持毛泽东“政治挂帅”的路线,实质上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不过不明说罢了。他是个两面派,真正的两面派,今天这样明天又翻过来。我跟胡乔木的渊源很深,对他比较了解。解放初我在湖南工作的时候,曾收集了毛主席20几篇旧作,印了50本,给中宣部1本,胡乔木要求全部上交,责备我“此种事,有害无益。”我年少气盛,写了一本《毛泽东的初期革命活动》。1952年我调到北京的时候,他给我打电话,居然又要我到中宣部管党史。没有他支持,《庐山会议实录》也出不来啊!张闻天纪念文集出版前,夫人刘英写信要我写篇文章,后来胡乔木把书的主编叫去加以训斥:“你干嘛让李锐写文章?”主编说是刘大姐让写的,他才不吱声了。像胡乔木那样的人,不当奴才不行啊!他愿意当奴才,因为有好处。中国历史上有很多这种人物。

  1986年,邓力群把陆铿同胡耀邦的访谈交给邓小平,引起邓的震怒,这也成为1987年1月“生活会”后胡耀邦下台的一根导火索。1987年春,陈云让王震等人活动,把邓力群抬出来当总书记。我在1987年7月11日给邓小平、赵紫阳写了一封信表示反对,除了揭发他抵制改革开放外,还述及他在延安抢救运动时犯的一件严重政治错误。邓小平14日批示,撤销邓力群的职务,陈云、李先念、薄一波三人也画圈了,制止了这个危机。除了一些小事,胡耀邦和赵紫阳合作比较融洽,对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全面改革的看法也基本一致。但邓小平、陈云两位老人对全面改革却有不一致的看法。那两个“左王”趁机在邓小平、陈云两位老人中穿梭,大进谗言。这两个“左王”对改革开放起了很坏的作用,尤其是在思想文化领域,先搞“清除精神污染”,后又批“资产阶级自由化”。清污只搞了28天,幸好被胡、赵联手制止了。

  1987年的“生活会”上,耀邦被迫作了检查,听说离开会场后即失声痛哭。一个人如果不是因受大委屈而伤心透了,是不会这样大哭的,尤其是在这种场合。他在担任总书记时就说过:我尊重老人,又独立思考。他尽力在两位老人之间沟通协调,遇大事必请示,同时还要面对两个“左王”的明枪暗箭与各种阻挠,最后遭到两方面夹击,个人事小,全局堪忧,他怎能不放声大哭!

  胡耀邦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胡耀邦是红小鬼,十四五岁就参加革命,文化程度不高。他碰到第一件事是打AB团,几乎丧命,此事终生难忘。此后历次政治运动直到“文化大革命”,他都尽可能予以抵制或在力所能及范围内做有益之事。耀邦历来对“政治挂帅”有自己的看法,不喜欢搞条条框框,坚守言行一致。“大跃进”失败后,1960年就主张恢复长途贩运;他曾公开讲话:“衣食足而知廉耻,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能饱肚子”,不怕被扣“修正主义”帽子。胡耀邦能在共产党内出现,非常了不起,战争年代出来的人,服从惯了,更不容易了。他独立思考,他不当奴隶,更不愿意当奴才。延安抢救运动时,到处大抓特务,他当时担任总政组织部长,自己做了个试验,找几个绝对没有问题的年青人,一逼供信,就都承认是特务了。于是他立即找毛主席说,不能再干这种事情。这是他亲口对我说的。

  5年前,耀邦去世15周年时,几位团中央的老同志编写《胡耀邦传》,我为这本书写过一个序言。这个序言里提到:1950年到1952年,担任川北党政领导时,耀邦亲自起草“人民代表公约”;土改中实行保护富农和对地主的温和政策;不许农民乱罚乱斗,进城抓人。当年邓小平这样评价他:“有主见,不盲从。”1952年到1966年,他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提倡八个大字:“朝气蓬勃,实事求是。”他说:“实事求是就是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要说一是一,说二是二,不弄虚作假。要有实干的精神,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他认为执政党尤其要这样要求。战争年代,形势逼得你非实事求是不可;执政以后,即容易自以为是,走向反面;坚持实事求是,必须深入实际,尤其需要民主制度和党的纪律的保证。1954年10月,《中国青年》编辑问他,“怎样理解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耀邦回答:“无产阶级不是只讲革命,只讲斗争,它也讲爱心,讲人情味,讲对同志、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尊重、关心和爱护。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主义才是可爱的,人们才能从中感受到更多的欢乐和温暖。”

  1957年反右派时,他不在国内;回国后,对团中央打的右派进行安慰。他同我谈过,生平憾事,对项南和苏进没有保护好;两次自责,批斗彭德怀时没讲公道话,开除刘少奇党籍也举了手。1962年下放湖南帮助工作两年时,他亲自到浏阳、醴陵、平江的生产大队蹲点。四清运动开始,对政策界限和方法步骤都作了规定:凡属集体瞒产私分,不做处理;手脚不干净的,公物归还,不搞坦白检举;群众向干部提意见,只“背靠背”;同时号召“一手抓生产,一手抓运动。”湘潭地区因此没有发生乱斗和影响生产,大家都满意。1964年12月到1965年6月,在陕西第一书记任上,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四清运动越来越左时。他以大无畏的精神,开展了“解放思想、解放人、放宽政策、搞活经济”为主题的超前民主改革,纠正社教运动中侵犯人权的错误作法。发出这样的号召:“社教运动是教育人,不是整人”;“要维护人权,尊重风俗人情”;“民主要过硬”;“领导人要听反对的话”。他强调“生产好不好,是检验工作好不好的最主要标志。”同时,恢复集市贸易,允许短途运输,发展乡镇企业,提倡植树造林(谁种归谁)。当年在西北局的领导下,陕西“左祸”特别严重,耀邦本人被叶剑英保护先行回到北京,他的副手等则受到十年迫害。

  耀邦在“文革(专题)”中始终是清醒的。初期同团中央几位书记同舟共济,每天有几千上万人来揪斗他们。有人揭发他反对毛主席,说过“太阳也有黑点”;反对林副主席“突出政治”,说:“游泳时要突出鼻子,不然就要呛水”;他说过“康生一贯左”。他只承认学习不够,工作有错,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有次在长辛店,被打得全身皮肉红肿。他认为毛泽东骄傲了;“不让权,不做自我批评的。”“骄傲害死人呀!”他曾叹息“搞了八年还看不到头”,“多行不义必自毙”。文革后期,耀邦负责科学院工作,主持起草了《汇报提纲》。根据马克思的著作,最早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后而否定了“知识私有”、“白专道路”等错误提法,并作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新长征”的报告。后来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这《汇报提纲》成了集中批判的“三株大毒草”之一,他又受到残酷斗争。由于上述这些事例,我们知道耀邦一生历经革命磨练,特别注重理论实践的结合,尤其看重实践效果,因而能抓住过去党和毛泽东屡犯错误最终走上文革绝路的症结,那就是毛接受了斯大林的一套做法,从政治、经济到文化、思想的绝对统治,名为无产阶级专政实为一党专政,一党专政又变成了领袖专政。

  耀邦对中国问题的反思

  从投身革命到最后辞世,胡耀邦在党内生活了60年。对这段漫长而沉重的历史,他有深刻的反思;对当代中国的痼疾,他有透辟的洞察。反思和洞察的结果,使他形成了许多反映和顺应人类文明主流的思想、观点和理念。耀邦认为,党不能再受“左”的危害;绝对不能迷信任何人,而应该独立思考;党和国家生活应该正常化、民主化、法治化,必须杜绝家长制、一言堂、一个人说了算;要爱护知识分子、尽力发扬知识分子的才能;应当重视自由、民主、人道和法治原则,吸取人类文明共同的优秀成果。改革开放以来,他提出和实施的许多政策主张,尤其坚持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同步,都体现出一种超越原有意识形态的人类普适价值。即便发生1987年的“辞职事件”后,他的思考仍然没有停止,反而更加深刻。一个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从人类文明的视野,来思考国家、民族、政党的前行方向,过去在我们党内,确实是鲜见的。

  推进改革,完成耀邦的遗愿

  胡耀邦去世,是中国很大的不幸,也是一切以他为师、为友、为长者、为楷模的人很大不幸。但中国出了个胡耀邦,共产党里出了个胡耀邦,这又是中国的大幸。胡耀邦否定“文革”最彻底,在“真理标准”的讨论中最坚定。他认为党不能再受“左”的危害,对于“左”祸肆虐的记忆可谓刻骨铭心。他重视自由、民主、人道,熟悉西方的发展历史,很愿意接受外来的新思想。他对毛泽东的认识是全面的,在“文革”时便不盲从,常说绝对不能迷信任何人,要独立思考。他力主党内生活正常化、民主化,应健康发展,一定要避免过去搞家长制、一人说了算的错误,并主持了“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的起草。1989年4月20日,赵紫阳代表中共中央在胡耀邦追悼大会上对耀邦一生作了评价,悼词是经过邓小平和中央负责同志讨论过的,还是比较公正的。但由于1987年1月“生活会”上强加给他的那些不实之词,以及迫使他下台的做法,曾使得党内外广大党员和群众为之愤愤不平,以致后来引发了“六四”政治风波。对胡耀邦的作为,要有一个全面公正符合实际的总结,这不仅是他个人的问题,也是关系到我们党在国内外公众中的形象问题。如果不能正确认识昨天,也就掌握不好今天和明天。

  今天,邓小平、陈云两位老人已不在了,两个“左王”的干扰也不存在,这是一种便于与世界同步前进的好形势。第二个“历史决议”对毛泽东晚年错误做过总结,对邓小平也应当照此办理。这样,进一步全面改革开放的路就会好走一些。经过30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我国的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四位,但代价太大,单位能耗和对资源、环境的破坏也居世界前列。中国现在的经济总量大概佔全世界的15%,可是我们用掉的煤炭大概占世界三分之一。更可怕的是贪污、腐败愈演愈烈。现在全国人口的0.4%掌握了全国财富的70%,贫富悬殊比美国还要厉害(美国5%的人口掌握佔60%的财富)。大大小小的腐败分子上下其手,互相勾结,使共产党沦向了一个利益集团、构成了新兴的权贵资本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

  近几年来,中央领导人陆续提出了“和谐社会”、“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物质、精神、政治三大文明”等治国方针,这些善良的愿望明显优于30年前的“四个坚持”,但要真正落实,前提是不能再走一党专政的老路,必须按照促进人类社会进步的普世价值规律,即自由、民主、法治、宪政来治国理民。这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这个老大难的问题,对它的解决不能再犹豫不决了!政治体制改革千头万绪,我建议首先从开放言论自由、实行舆论监督,和县处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个人收入、家庭财产申报、公示入手;必须党政分开,政企分开,以法治国,实施宪政。“唯一忧心天下事,何时宪政大开张。”这是我88岁自寿诗中的尾联。现借此文,再次呼吁,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党地位的合法性计,为国家、民族和天下苍生计,政治体制改革迫在眉睫,时不我待!

  胡耀邦的辞职和辞世,是上个世纪80年代带有浓烈悲剧色彩的一幕。他的思想、理念、观点,迄今还有许多没有付诸实践,尤其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引出了许多危机。但是,无论如何,这是一笔宝贵的精神遗产。对于一个在通向现代化的进程中艰难跋涉的民族和国家来说,拥有这笔精神遗产也实为大幸了!

  (2009年2月)

  作者简介

  现年98岁、曾任毛泽东秘书的李锐素以敢言著称,也因敢言而先后被毛泽东重用、弃用,近年被称为体制内的自由派。2006年,李锐曾致函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希望中共停止以党代法以重建信誉。2007年中共十七大召开前,李锐在《炎黄春秋》发表文章,指中共若不落实民主,便会危机丛生。1958年初,李锐任水利电力部部长助理兼水电建设总局局长时,曾向毛泽东陈述三峡工程引发的问题并提交文章,获毛赏识,毛还说:“我们要有这样的秀才。”李就当了毛的秘书。1959年,庐山会议召开,不少人不敢公然反对毛领导的“大跃进”,但李大胆直说,其后被开除党籍,文革期间被关在秦城监狱8年。至1979年,李锐获平反,任电力工业部副部长,其后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隐私权政策(Privacy) | 免责条款(Disclaim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