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失败,真是因为守旧党的破坏吗?(8图)
来源: 凤凰网历史
2018-06-11
作者: 马司令
核心提示:匆匆间,戊戌变法竟然迎来了双甲子纪年。这是中国踏入近代门槛之后最具有政治意味的变革,可惜仅仅进行了一百天就匆忙收场,而且给后世中国的变革预设了极大困难。痛定思痛,研究者乃至一般读史人无不以为戊戌维新运动的失败,主要是因为党争,因为守旧力量太过强大。我个人在过去几十年读史生涯中也这样认为,但在最近几年开始有了一些新的思考,并不认为党争是戊戌变法归于失败的终极原因。

本文摘自:搜历史,作者:马勇,原题:马勇 | 戊戌变法失败,真是因为守旧党的破坏吗?

我思故我在

但凡有人群的地方,一定会有不同的看法,会有争论,甚至有基于利害冲突的争论。所谓党争,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不过,在传统中国皇权一元体制下,任何党争,都是皇权之下的争论,不在皇权之上,更不会影响皇权的行使。戊戌年,甚至戊戌前后,类似的争论、冲突并不止一起,但在维护皇权根本利益上,争论的双方甚至多方并无根本不同,更不是你死我活。而且,许多争论得以记录、留存,主要是因为记录者、留存者内心深处有一个党争的古老记忆。

按照康有为的说法,戊戌年的党争从一开始就存在,而且愈演愈烈。戊戌正月初三(1898.1.23),总理衙门通知康有为第二天接受王大臣面询。翌日下午三时,康有为如约前往西花厅,与荣禄、李鸿章、翁同龢,以及刑部尚书廖寿恒、户部左侍郎张荫桓等谈话,康有为乘机将先前没有送上去的《上清帝第五书》直接呈交给政治高层,并洋洋洒洒谈了自己对政治、外交,乃至经济政策、货币政策的看法。但这些看法并没有获得大臣们的积极回应,相反,翁同龢当天的日记却说:“传康有为到署,高谈时局,以变法为主。立制度局、新政局,练民兵,开铁路,广借洋债数大端。狂甚。”康有为素来将翁同龢视为知己,视为恩人,而翁同龢在日记里这样记录,让康有为无论如何也想不到。

康有为不认为翁同龢是变革的反对者,他从一开始坚信在中央层面,在满人中间,最有力的反变革者无疑当属荣禄,所以在康有为终生叙事中,荣禄在任何时候都是一个顽固派的角色。在西花厅晤谈时,荣禄曾好意提醒侃侃而谈的康有为,在注意变法的同时,也要注意不变,至少在目前历史条件下,“祖宗之法不能变”。而康有为闻言则毫不客气怼了回去:“祖宗之法,以治祖宗之地也。今祖宗之地不能守,何有于祖宗之法乎?即如此地为外交之署,亦非祖宗之法所有也。因时制宜,诚非得已。”(《康南海自编年谱》,37页)

荣禄

对于荣禄,康有为有一肚子不满,又过了一段时间,四月二十八日(6月16日),康有为在朝房等待光绪帝召见时,又与荣禄不期而遇。荣禄刚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前来谢恩。春风得意的荣禄问康有为:“以子之槃槃大才,亦将有补救时局之术否?”

康有为重申这几年的思考,答曰非变法不可。

荣禄再问:“固知法当变也,但一二百年之成法,一旦能遽变乎?”(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卷一,354页)

康有为直截了当地说:“杀二品以上阻挠新法大臣,则新法行矣。”(曹孟其:《说林》,《戊戌变法》卷四,322页)

康有为与荣禄这几次一问一答,据康梁说结下了后来仇恨的梁子,是戊戌年党争激烈化的一个外部原因,以至于康有为亡命出逃时,还要反复斟酌荣禄坐镇天津这个因素。康有为说当时友人黄仲弢劝他取道山东出逃,不要取道荣禄所在的天津。而康有为偏偏深谙“哪里最危险哪里最安全”的道理,直奔天津,结果有惊无险顺利出海逃亡(《康南海自编年谱》,66页)。

荣禄在康有为、梁启超的概念中,属于守旧势力的代表,是慈禧太后的干将。在他们的意识中,光绪帝代表着正确的方向,可惜皇帝身边缺少干才,仅有的一个翁同龢,还在新政刚开始就被干掉。在康梁看来,这也是党争导致变法失败的一个例证。

翁同龢被开缺时在新政开始几天,四月二十七(6月15日)的朱谕上指责他“每于召对时,咨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词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断难胜任枢机重任。”这是很严重的指责,如果属实,足以严办,可是上谕中却说翁同龢的这些问题本应查明究办,予以严惩,然而念其在毓庆宫行走有年,不忍遽加严谴,最后的决定仍是将他开缺回籍,以示保全。

翁同龢

毫无疑问,翁同龢在变法之初被突然罢官并不是一件寻常的人事案。同僚张荫桓获知此事的反应是“骇甚。”(《张荫桓日记》,537页)。官场上的一般舆论则以为翁同龢开缺回籍表明慈禧太后与光绪帝的矛盾公开化,不可调和,因为翁同龢当了光绪帝二十多年的师父,关系密切,以这种关系和身份,翁同龢、张荫桓极力举荐康有为,引起守旧大臣的警惕,认为他们将结成朋党,蛊惑皇帝实施变法,而此时慈禧太后已经答应光绪帝,“不禁皇上办事”,这样的背景下,先在新政实施之前开缺翁同龢,是给光绪一个警示,提醒他注意分寸。(《清廷戊戌朝变记》,《戊戌变法》卷一,332页)这是最典型的说法,以为翁同龢开缺是慈禧太后、光绪帝、恭亲王一系列复杂关系的必然结果,是戊戌年最大的党争。

其实,这些讨论差不多都来自外部与传闻,缺少“亲历、亲闻”第一手资料。与翁同龢有过直接交往的外交官普遍认为,将翁同龢免职不是削弱光绪帝的权力,更不是保守派对革新者的打击。恰恰相反,清除了翁同龢这个极端的保守主义者,是为清政府将要进行的改革扫清人事上的障碍。完全可以相信,没有翁同龢的新政府在光绪帝带领下和慈禧太后协助下,一定会采取许多有意义的改革。美国新任驻天津领事向美国国务院报告称,被开缺回籍的翁同龢多年来一直身居要位,且深得皇帝宠信。他相当诚实,心地善良,但极端排外,“是顽固派中的顽固派”(《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699页)。

英国公使窦纳乐则根据自己的经历表示翁同龢出局不会影响中国的改革,恰恰相反,他的出局是为改革力量扫除了一个坚定的、受人尊敬的保守派。他说,翁同龢“是守旧派,他的影响是不变地来反抗革新及进步,在缅甸边界及西江交涉里,显著的我发现他是极端地妨碍一切,但是后来我看他是在改善了。至于个人方面,他是受人尊敬的,有学者风度的,——一位守旧的中国政治家最优美的典型。”(《戊戌变法》卷三,544页)

与翁同龢有很多直接交往的赫德也表达了类似看法,以为翁同龢总体上说代表了旧的方面,他的出局有助于改革。赫德说,翁同龢被开缺回籍是一件意味深长的事件,“它意味着一种过于守旧的政策的放弃。这可能表明了宫廷内的争吵,皇太后要废掉光绪皇帝——但是中国人说并非如此。我为可怜的翁老头难过。他有很多卓越的见解,但是据说他利用了作为太傅的职权,过多地干预了这位皇帝关于实行民众参政的主张。可惜的是,这位皇帝没有把它实行得更温和一些。”(《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106页)

于有疑处不疑

同样一件事,站在不同的立场,就会有不同的观察。因此讨论戊戌年的党争,探究党争与戊戌维新失败的关联,如果仅仅从康梁视角予以讨论,可能也并不一定就是真相。胡适说,“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按照这个思路去探究历史上的恩怨情仇,我们一方面应该依据史料揭示真相,另一方面不能夸大矛盾,夸大分歧,不要将一般性分歧、不一致,看作不可调和的生死冲突。比如慈禧太后与光绪帝之间,康梁以及后来许多研究者都将他们戊戌年的分歧上升到你死我活,其实如果仔细阅读相关史料,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反证。

梁启超、光绪、康有为合影,此照系合成,梁启超终生未曾与光绪谋面。

王照在戊戌年是康梁的铁哥们,但是他对康梁等人鼓吹的帝后冲突并不以为然。王照认为,在当时大清王朝体制下,本不存在什么帝党与后党,慈禧太后与光绪帝即便在某些问题上有分歧,那也只不过是帝王家中的内部纠纷,并不会影响他们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看法。对于晚近以来的中国变革,王照强调慈禧太后从来都是坚定的支持者,如果没有她的支持,一切都无从谈起。至于慈禧太后的问题,王照认为“太后本是好名之人,若皇上竭力尊奉,善则归亲,家庭间虽有小小嫌隙,何至不可感化?”(《戊戌变法》卷二,355页)所以王照并不认为两宫冲突你死我活。

认同这个看法的还有谭嗣同。作为“高干子弟”,谭嗣同并不相信外间八卦传闻,不相信宫廷冲突,只是康梁等人不断在他耳边嘀咕,特别是因为光绪帝命他起草设置懋勤殿文件时,嘱其参照“雍正、乾隆、嘉庆三朝开懋勤殿故事,拟一上谕,将持至颐和园,禀命西后,即见施行。”(《戊戌政变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73页)光绪帝并无特别用意的交代却引起了谭嗣同的极端注意,康梁等人关于两宫冲突的传闻似乎得到了证明。这是谭嗣同思想认识的一个巨大转变,也是他开始认同康有为对时局的判断,以及“围园劫后”方案的开始。康有为后来回忆称,“先是语复生以上无权,荣禄不臣,复生不信,至是乃悟。”(《康南海自编年谱》,57页)

谭嗣同

谭嗣同毕竟是一个充满理性的政治人物,当他带着这个意识夜访袁世凯,寻求帮助时,袁世凯明确表示,“皇太后听政三十余年,迭平大难,深得人心。我之部下,常以忠义为训诫,如令以作乱,必不可行。”至于两宫不和,袁世凯也不相信,又诘以两宫不和,究由何起?谭嗣同说:“因变法罢去礼部六卿,诸内臣环泣于慈圣之前,纷进谗言危词,怀塔布、立山、杨崇伊等曾潜往天津,与荣禄密谈,故意见更深。”

袁世凯闻言表示:“何不请上将必须变法时势,详陈于慈圣之前,并事事请示;又不妨将六卿开复,以释意见;且变法易顺舆情,未可操切,缓办亦可,亦何必如此亟亟,至激生他变?”(《戊戌日记》,《戊戌变法》卷一,553页)很显然,袁世凯并不认为两宫之间势同水火,非此即彼。

对于袁世凯的分析,谭嗣同是认同的,因而他回去向康梁等人报告后,“围园劫后”方案事实上已经成为往事,成为一场根本就没有机会执行的政变。不过,谭嗣同提及两宫矛盾因礼部六堂官集体开缺所引发,这件事或多或少确实反映了戊戌年党争的本质。

礼部六堂官开缺主要是因为他们扣压了礼部主事王照写给朝廷的建议书;他们之所以扣压建议书,主要是因为他们发现王照建议皇上奉皇太后圣驾巡幸中外,合万国之欢心以隆教养,借鉴各国经验,推动中国改革。并建议慈禧游历邻邦可以从日本开始。

慈禧、光绪

王照的建议用心良苦,据他自述,他建议把慈禧奉为变法的主导者,是为了迎合慈禧“好名”的性格特点,同时把慈禧拉到变法阵营,防止守旧派打着她的旗号,对新政阳奉阴违,至于建议慈禧出访邻邦,则是“架空之论”,目的不是引起两宫之嫌隙,而恰恰是调和之术。(《戊戌变法》卷二,355页)他的目标本来是对着康有为,但在礼部六堂官看来确属大逆不道,过于荒唐,是置皇上、皇太后安危于不顾,特别是建议太后皇帝出访日本,日本那地方素多刺客,李鸿章和俄国皇子尼古拉都险遭不测,王照这个建议实在是“用心不轨”,因此他们拒绝转达王照的建议,而他们对王照上书的截留违背了当时光绪帝下诏求言的精神,王照由此闹起来,事情越闹越大,直至六堂官被罢免。(《康南海自编年谱》,61页)

平心而论,光绪帝对礼部六堂官擅自截留上书而愤怒可以理解,但从六堂官的立场看,也很难说他们的截留毫无道理。就事论事,这只是各自理解不同,似乎很难据此断定改革与保守,更很难说是有意的党争。

类似的情形在戊戌年还有不少,比如康有为以宋伯鲁、杨深秀的名义状告许应騤思想守旧,阻挠新政,外交失礼;而许应騤在“明白回奏”时接受刚毅的建议反攻为守,状告康有为夤缘要津,攀附权贵,扰乱政治。再比如康有为与刚毅等关于科举制存废的争论,如果一定要说属于党争,是戊戌维新运动失败一个原因未尝不可,但说戊戌失败主因就是守旧势力太过强大,现在的研究似乎不愿再提供学术支持。

政变传闻愈演愈烈时,维新青年张元济第一个反应就是赶赴贤良寺,请求李鸿章出面保护光绪帝不要受到伤害:“设将变法之事遽行停罢,甚或对皇上别有举动,恐非社稷之福。中堂一身系天下之重,如能剀切敷陈,或有转移之望。”久经风云的老政治家李鸿章并没有表态,他只是对张叹息:“小孩子懂什么。”(张树年:《张元济年谱》,28页)

李鸿章的叹息可用作多种解释,既表明李鸿章对已经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一切有足够了解、认知,甚或预示着李鸿章在这一系列的变动中可能也发生过某种重要作用。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仔细体会李鸿章的叹息,也可以感到真正的历史可能并不那么简单,并不是好人与坏人之间的正面冲突、斗争。想象的保守派可能并不保守,一心救主的康有为很可能被自己的想象拖着走。多年后,严复有一反省,说得不太好听,但大体合乎实际:“今夫亡有清二百六十年社稷者,非他,康、梁也。何以言之?德宗固有意向之人君,向使无康、梁,其母子固未必生衅,西太后天年易尽,俟其百年,政权独揽,待起更张;此不独其祖宗之所式凭,而亦四百兆人民之洪福。而康乃踵商君故智,卒然得君,不察其所处之地位为何如,所当之沮力为何等,卤莽灭裂,轻易猖狂,驯至于幽其君而杀其友,己则销匿海外,立名目以敛人财,恬然不以为耻。夫曰保皇,试问其所保者今安在耶!必谓其有意误君,固为太过,而狂谬妄发,自许太过,祸人家国而不自知非,则虽百仪、秦不能为南海作辩护也。”(《严复全集》卷八,311页,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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