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星北陨(4图)
来源: 北京日报
2017-04-18
作者: maria53

孙中山逝世后,在中央公园设立的灵堂。

孙中山

1924年11月30日,孙中山、宋庆龄离开神户前往天津时拍摄的合影。

国民党党内同志在孙中山灵柩前。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溘然长逝。临终前,他口中仍不住呼唤:“和平……奋斗……救中国……”

5个月前,他应冯玉祥之邀,从广州出发北上北京,共商国是。然而,谁也没想到,北京会成为孙先生人生的最后一站。

孙中山的北上之行,是他人生最后的日子。这位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在病痛的折磨下,还要一次次体会着挫折、欺骗、背叛……掌握着权柄的各方势力、各路军阀,簇拥在孙中山周围,却各自打着自己的算盘,没有一个想“救中国”,甚至对废除列强加之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也没有兴趣。

孙中山遗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他生前力主联合的中国共产党才是他真正的同志。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忠诚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最终,“救中国”的理想在中国共产党人手上得以实现。

冯玉祥政变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打响。

“东北王”张作霖率领15万大军,兵分两路,向坐镇北京的直系扑来。贿选上任的总统曹锟,急如星火地将直系军阀的实权人物吴佩孚请到北京主持战局。

对于眼前的战局,吴佩孚显得信心十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夸下海口:“我出兵20万,两个月内一定可以平定奉天。”他甚至连得胜后如何安排张家父子都想好了:张作霖下台,他的儿子张学良可以出国留洋嘛!

事实证明,吴佩孚的确实力超群。他一出马,直系军队在前方的阵脚就稳住了。可是,就在他打算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时候,后院儿着火了。

1924年10月22日晚上,直系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并没有奉命从古北口出发,接应正在山海关附近作战的吴佩孚,而是调转方向,率队返回了北京。

当天,冯玉祥率部一路走一路割断电线,封锁消息,以最快的速度兼程140里,杀回北京城。晚上9点,冯玉祥的部队开到安定门城楼下,不费一枪一弹,就杀入了北京城,包围了总统府。

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时,孙中山正在韶关。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打响,孙中山召开军事会议,决定趁势北伐,推翻直系军阀。为此,他将北伐大本营设在广东韶关,并于9月20日亲自到韶关督师北伐。

北京政变发生的第三天,孙中山才辗转通过日本驻广州总领事天羽英二得知消息。孙中山大喜过望,虽然他好几年前就接触过冯玉祥,但他没想到,冯会这么干净利索地将曹锟拉下台。

其实,冯玉祥与曹锟和吴佩孚关系很不好。由于他不是曹吴二人的嫡系,再加上个性强,正义感盛,总是受到排挤。曹锟贿选上台后,克扣冯军军饷达11个月之久。冯玉祥派人到北京讨要,还被曹锟手下的贪官污吏狠狠刮了一层皮。

另一方面,国民党从未停止与冯玉祥的接触。1920年冯率部驻扎汉口的时候,孙中山就曾派国民党党员徐谦拜访过冯玉祥。后来,冯玉祥拜读了孙中山赠送给他的《三民主义》和《建国大纲》,对于孙中山的主张更加心有戚戚焉。1922年,当孙中山派人劝冯玉祥相机“倒直”时,冯玉祥表示:“目下直系兵力数倍于我,如冒险盲动,必遭失败,待时机到来,我一定有所举动。”

事实证明,冯玉祥当时并非随口搪塞,他一直在等待彻底击垮直系军阀的时机。

冯玉祥后来在自传《我的生活》中回忆,1924年9月的一天,第十五混成旅旅长孙岳到南苑祭拜昭忠祠,冯玉祥与他进行过一次密谈。冯玉祥开诚布公地向孙岳表示,直奉战争一触即发,他誓死反对这种不义之战。他打算利用形势,伺机倒戈,如果能推翻直系军阀,就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大局。

孙岳早年曾经参加过同盟会,很受孙中山赏识。后来,他虽然因缘际会加入了直系,但是一直与国民党元老李烈钧、李石曾交往甚密。

孙岳与冯玉祥一拍即合,并且联系了陕西暂编第一师师长胡景翼。胡景翼与孙岳一样,也是老同盟会会员。因为是“半路出家”,他在直系中也很不得志。于是,三人商定了发动政变的具体计划和步骤,就等待时机成熟,一举起事。

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后,曹锟委任孙岳做了京畿警备副司令,负责北京治安。这下正中冯玉祥、孙岳等人的下怀。当冯玉祥的部队开到北京城下时,孙岳开门迎接,来了个里应外合。与此同时,驻扎在迁安、遵化的胡景翼也率部返回通州,直逼京城。

10月23日,冯孙胡三人联名发出了呼吁和平的“漾电”。在前方打得正欢的吴佩孚看到“漾电”,大吃一惊。虽然他处处防着冯玉祥,但还是没料到冯会在这个节骨眼上倒戈。

此时,吴佩孚阵脚大乱。一方面,他刚刚在与奉军的较量中处于上风,不想放弃得来不易的优势局面;另一方面,他又急于回京营救大总统曹锟。于是,他率领一少部分军队返回北京,剩下的部队继续与奉军作战。

结果,回京“救驾”的直军人数太少,不是冯玉祥国民军的对手,而留在前线的部队,也因北京政变军心大乱,很快就让奉军打了个落花流水。吴佩孚腹背受敌,苦心经营多年的军队一下子土崩瓦解。

孙中山得知冯玉祥政变成功的消息后,一时间竟不敢相信是真的。他在事变发生后的一次演讲中说:

(冯玉祥)于六个月前,便来了一个报告,说在北京布置已经有了很好的成绩,军队赞同的很多,力量也是很大,中央革命马上可以发动,要我先到天津去等候机会。但是那个时候,我还不大相信能够有这件事。只可对他们说,你们何时有事变发生,我便何时可以到北方去。但是在事变没有发生以前,我便不能前去……到了前十几天,他们果然有很大的变动,推倒曹、吴。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孙中山对于这场政变,毫无思想准备。那么,他是否该如前所述,立即前往北京主持大局呢?

慨然北上

此时,北方的情况有了微妙的变化。

冯玉祥在向孙中山发出邀请的同时,将已退出政坛好几年的北洋军阀大佬段祺瑞也请了出来。

不可否认,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有基于正义、同情革命的一面,但要说一个出身行伍的军阀毫无私心杂念,一心只为理想,也不够实事求是。事实上,冯玉祥敢于挥师倒戈,最现实的动因就是想摆脱曹锟和吴佩孚的控制,扩大自己的势力和地盘。

虽然政变之前他与张作霖暗送秋波,缔结攻守同盟,但政变成功后,冯张二人立刻就开始抢地盘了。当初张作霖曾赌咒发誓说,自己的部队不会进关。可这边直系刚倒,那边他的部队就开进了关内。

1920年,直系和奉系联手打败了段祺瑞的皖系,令老段丧失了一切政治资本,退出了政治舞台。然而,当冯玉祥与张作霖谁也不服谁时,他们又想起了这位老资格军阀。在冯玉祥看来,相比空有报国理想而没有实权的孙中山,段祺瑞显然更镇得住群龙无首的各地军阀。

既然段祺瑞已经出山,孙中山还要不要北上?国民党内对此进行了一番讨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孙中山政治顾问鲍罗廷,极力主张孙中山北上。鲍罗廷认为北京政变为国民党提供了一个登上国民革命斗争大舞台并成为大政党的极好机会,国民党要借此宣传自己的主张,扩大自己的影响。

鲍罗廷一席话,说到了孙中山的心坎上,但是国民党同人提出的安全问题,确实也不可忽视。事实上,孙中山自己对于这次北上的祸福吉凶,也颇无把握。启程北上之前,孙中山曾在演讲中几次提到了“死亡”。

离粤前,他在与蒋介石话别时说:“余此次赴京,明知其异常危险,将来能否归来尚不一定。然余之北上,是为革命,是为救国救民而奋斗,又何危险之可言耶?况余年已五十九岁,虽死亦可安心矣!”

几天以后,他在记者招待会上又慨然说:“我这次往北方去,所主张的办法,一定是和他们的利益相冲突,大家可以料得我很有危险。”甚至在和同志们话别时,他也说过:“我老了!不知道命在今年,还是明年呢!”

没想到,一语成谶,只不过击倒他的不是军阀,而是病魔。

11月10日,孙中山以国民党总理的名义发表了《北上宣言》,重申“北伐之目的,不仅在推翻军阀,尤在推翻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力求在中国实现三民主义。

《宣言》中提出推翻帝国主义的主张,立即引起了西方列强的警觉。当孙中山抵达上海时,英文《字林西报》竟叫嚣拒绝他进入上海租界。

当时,中国政坛发生的任何风吹草动,背后都有西方列强的影子。这场惊天动地的北京政变也不例外。曹锟、吴佩孚的背后是英美势力,而极力鼓动推翻直系势力、扶植张作霖的却是日本。不难看出,在北京政变成功后,最为欢欣鼓舞的就是日本人,而最恼火的莫过于英国人。

在上海经历了英国人的威胁后,孙中山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绕道日本前往天津。国民党方面公开的说辞是,上海到天津的火车不通,上海到天津的船又没有合适的船位,因此绕道日本前往天津反而更快,但明眼人一看便知,孙中山选择在这个节骨眼上去日本,绝对是别有深意。

在革命生涯中,孙中山与日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日本在孙中山革命失败时给予过他许多资助和庇护,他跟许多日本政界人物私交甚密,甚至连“中山”二字都来自于他在日本的化名“中山樵”。因此,他一直对日本抱有幻想,希望能促成中日联盟共同抗击欧洲帝国主义。今天看来,这无异与虎谋皮。在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国家中,下手最狠、野心最大的非日本莫属。

鲍罗廷料到孙中山的日本之行将毫无收获,但是他并没有出言阻拦。他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写道:“要阻拦他(孙中山)走这一步是非常不明智的。除了他从日本之行中获得亲身感受,没有什么能作为他对消除日本幻想的有力证据。”

果然,孙中山抵达日本后,便遭受了日方一连串的冷遇。

抵达日本神户后,孙中山在接受日本记者采访时说:“中国此刻能不能够废除不平等条约,关键不在别国人,完全在日本的国民能不能够表同情!”

与正处心积虑想从中国攫取更大利益的日本讲“同情”,当然不会得到任何同情。当时,日本人正在不遗余力地扶植建立一个亲日的北京政府,对口口声声要“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孙中山,避之唯恐不及。孙中山还没到达日本,日本外务省亚洲局局长出渊胜次就拒绝了孙造访东京的请求。出渊甚至对国民党驻东京代表殷汝耕说,孙文要求立即废除不平等条约是无视现实的理想论。孙文如果牺牲部分主张,与中国军阀中有声望的段祺瑞合作,建立中央政权,日本倒是愿意提供援助。

不但日本官方拒绝和孙中山接触,就连他那些多年好友,也纷纷退避三舍。“革命密友”犬养毅借故不见;日本商界要人涩泽虽然礼节性地前往码头迎接,却以身体不适为由拒绝与他长谈;而日本实力派人物头山满则公开向他提出若想废除不平等条约,则须以满蒙作为交换。

11月30日,在日本盘桓数日的孙中山,登上了前往天津的邮轮“北岭丸”号。日本之行,他不但没有达成目的,反而四处碰壁。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里,孙中山很不愿意再提到这次日本之行,可见此行对他的伤害之深。

天津碰壁

12月4日中午,孙中山与夫人宋庆龄一行人抵达天津租界利昌码头。此时,码头上已经是人山人海。天津50多个社会团体的工人、学生、市民共两万多人前来迎接他。人群中,“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标语和旗子迎风飘舞;“孙中山先生万岁!”“国民会议万岁!”“国民革命万岁!”的呼喊声此起彼伏。

欢迎人群中的邓颖超,几十年后仍对当时热烈的场面念念不忘。她向宋庆龄回忆:“记得1924年冬,你和孙中山先生北上路过天津。你们出现在轮船的甲板上,同欢迎的群众见面。我在欢迎行列中,看到为推翻清朝帝制,为中国独立、自由、民主而奋斗不息的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坚定沉着,虽显得年迈,面带病容,仍然热情地向欢迎的人群挥帽致意。”

下船后,孙中山一行乘汽车抵达下榻的张园,天津各界代表马上接踵而至。众人又是寒暄,又是拍照,直到下午两点才渐渐散去。

天津各界对孙中山先生的北上之行,寄予了厚望,但是手握重兵的军阀们又是怎么想的呢?孙中山心中殊无把握。

在前往天津的船上,他对来访者说:

我所发表的主张,最重要之一点,就是在求日本援助中国,废除中国同外国所立的一些不平等条约……中国一日没有完全独立,我便一日不情愿做总统……如果北方有胆量,能够赞成南方的主张,废除那些不平等的条约,于中国前途有大利益,南北才能调和……所以我这次到北京去,是不是执全国的政权,南北是不是统一,就在北方政府能不能够赞成我们南方的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争回主人的地位,从此以后再不听外国人的话……

自11月10日发表《北上宣言》起,孙中山屡次提出“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问题,但军阀们应者寥寥。孙中山急于想了解北方军阀们对此问题的态度。

已经决定出山的段祺瑞,本打算在天津等候孙中山抵津,“共商国家大计”后再一同进京。可是,11月17日逃亡武汉的吴佩孚突然发表“筱电”,宣布“组织黄河上流及长江同志各省的护宪军政府”。直系的失败完全是由于冯玉祥倒戈,吴佩孚的三万多军队虽然被奉张收编,但他在全国仍有不少拥护者。冯玉祥和张作霖怕直系死灰复燃,连忙催促段祺瑞“入京就职,以维中枢”。段祺瑞也担心节外生枝, 功亏一篑,于是于11月21日进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因此,孙中山到达天津时,只有张作霖留在天津。

到达天津的当天下午,孙中山就在孙科、汪精卫、李烈钧等人的陪同下,前往曹家花园拜访了张作霖。然而,张作霖对他的态度却非常冷淡。

孙中山寒暄说:“这次直奉之战,赖贵军的力量,击败了吴佩孚,推翻了曹、吴的统治,实可为奉军贺喜。”可张作霖的反应却十分冷淡,他说:“自家人打自家人,有什么大惊小怪,更谈不上什么可喜可贺。”

谈话陷入僵局,李烈钧连忙打圆场:“事情虽是这样讲,要不是把国家的障碍吴佩孚之流铲除,虽想求国家进步和人民的幸福,这是没有希望的。今天孙总理对雨亭之贺,实有可贺的价值,也唯有雨亭能当此一贺。”

听了这话张作霖才有了点儿笑模样。他对孙中山说:“我是一个捧人的,可以捧他人,即可以捧你老。但我反对共产,如共产实行,我不辞流血。”然后,张作霖又劝孙中山暂缓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努力。

这次会谈显然非常不愉快,当晚孙中山回到张园,便感到肝部隐隐作痛。他本打算只在天津稍事停留便进京,可突如其来的恶疾,让他不得不多休养几天。

孙中山在天津养病期间,段祺瑞等人在北京忙着推出善后会议。为了争取列强的支持,12月7日段祺瑞竟然在接受日本记者采访时说:“孙所言之废除不平等条约,余殊不能赞同。”

病中的孙中山,得知此事十分震怒。他对段祺瑞的代表叶恭绰、许世英二人怒道:“我在外面要废除那些不平等条约,你们在北京偏偏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条约,这是什么道理?你们要升官发财,怕那些外国人,要尊重他们,为什么还来欢迎我呢?”

正应了“怒极伤肝”的老话,自此孙中山的病便一日重似一日了。

(下转第1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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