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星北陨(4图)
来源: 北京日报
2017-04-18
作者: 野蚂蚁

孙中山遗体在协和医院做过防腐处理后,移往中央公园。当天,协和医院外人山人海,交通完全断绝。

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在中央公园举行了盛大的葬礼。图为中央公园门口扎起“天下为公”纸牌楼。

社会各界人士前往中央公园吊唁孙中山。

1925年4月2日,孙中山先生的灵柩移厝西山碧云寺。

病入膏肓

1924年的最后一天,孙中山一行人登上了从天津开往北京的火车。

冯玉祥派得力干将鹿钟麟负责孙中山一行的安保工作。当鹿钟麟登上孙中山乘坐的车厢时,大吃一惊,“孙先生不是坐着而是正躺在卧铺上”。随行人员环侍在孙中山周围,从孙中山的面容看,鹿钟麟直觉感到他身体状况非常不好。

其实在天津时,孙中山的病情就已经很危重了。前文说过,与张作霖会面回来的当晚,孙中山便发冷发热、肝部隐隐作痛。宋庆龄等人连忙请来德国医生史密特为他诊治。经过检查,史密特认为孙中山是由于旅途劳顿加上气候不适引起的恶性感冒。于是,便针药并施,当作感冒治疗。

转眼半个月过去了,孙中山的“感冒”丝毫不见好转,腹部胀痛感还愈加剧烈。史密特又给他做了检查,发现孙先生的病不是“感冒”那么简单,而是得了“年代既久之肝病”。面对突如其来的噩耗,宋庆龄、汪精卫等人不胜错愕。他们又请日本医生小筌勇来检查。结果,小筌勇医生的结论与史密特不谋而合。

天津的医疗条件不如北京,在医生的强烈建议下,孙中山扶病登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

12月底的北京,正是一年中最冷的时节。鹿钟麟记得,那一天北京刮起了凛冽的北风,乌云压顶,一片愁云惨雾。

虽然天气不好,但是前门东车站的欢迎气氛却非常热烈。听说孙中山先生抵京,无数市民、学生把车站挤得水泄不通。他们每人手里都挥舞着一面小旗子,有的是红色的,有的是绿色的,上面写着“首倡三民主义,开创民国元勋、中国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的字样。还有两面大横幅,一面上书:“欢迎民国元勋、中国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另一面上书:“北京各团体联合欢迎孙中山先生”。

鹿钟麟看到欢迎队伍,心中忐忑不安。为了保障孙中山的安全,他特意从永定门火车站提前上车,建议孙先生一行从永定门站下车。孙中山理解他的良苦用心,但仍坚持在前门东站下车:“我是为学生、为民众而来的,我不能只为了个人安全打算,而辜负学生和民众对我的这番热情。请不要担心,我要在前门东站下车,学生们和民众们即使是挤着我也是不要紧的。”

来欢迎的民众们似乎也发现,孙中山的身体状况不佳。人们都肃穆地站在站台上,没有一个随便说话,随便乱动,只听见小旗子被风吹得瑟瑟作响。

孙中山在众人的陪伴下,徐步走过欢迎队伍,含笑答礼。然后,乘汽车前往下榻的北京饭店。

孙中山住进北京饭店后,随员们请了4名德国医生和3名美国医生前来会诊。大家一致认为孙中山所患的乃最烈之肝病,需要马上进行手术。但孙中山年老体弱,国民党党内要员们都怕他经受不住手术,一致主张保守治疗。

面对这种情形,医生们感到很为难。他们给孙中山照了X光,确认他的肝部还没有化脓,于是同意先用针剂注射保守治疗,并且告诫孙中山切忌读报、会见宾客,一定要专心静养。

此后,德国医生克礼每天两次来为孙中山治疗,但保守治疗了20天,他的病情没有丝毫好转。1月20日,克礼发现孙中山眼球周围出现黄晕,而且不思饮食,吃什么都吐。各国医生再次前来会诊,一致认为,孙中山的肝脏已经开始化脓,眼球四周的黄晕,乃是脓液侵入肌体的表现。如果再不进行手术,孙先生恐怕就要命在顷刻了。

1月26日,孙中山被送入协和医院。当天下午4点,协和医院外科主任邵乐尔为他进行了手术。邵乐尔剖开孙中山的腹腔后发现,整个肝脏表面、大网膜和大小肠上长满了大小不等的黄白色结节,结节发硬,将腹脏之器官连在一起,脓血甚多。凭经验,邵乐尔医生判断孙中山得的是肝癌。

孙中山的癌症已经泛滥成灾,医生也无力回天。他们只能简单用水清洗,并割取肿瘤表皮进行化验,然后便缝上了伤口。手术进行得非常快,仅仅二十五六分钟,孙中山便被推了出来。

次日,克礼、协和医院院长刘瑞恒,还有为孙中山主刀的邵乐尔联合出具了报告:中山先生所患系肝癌,且已是晚期。

宋庆龄等人看到确诊报告,顿感五雷轰顶。手术已经无力回天,院方向他们推荐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镭射疗法。镭射疗法类似于现在的“放疗”,医生用各种不同能量的射线照射肿瘤,以期抑制、杀灭癌细胞。

1914年前后,镭射疗法才在欧洲起步,当时还处于实验阶段,对癌症能起到多少作用,谁也不敢说。进行了几天镭射疗法,孙中山的病情不但没有好转,四肢又开始浮肿。刘瑞恒院长找到孙中山的身边人表示,镭射疗法最多只能用48个小时,现在孙先生已经治疗了48小时,毫无效果,他们已经束手无策。

这时有人提出,不如试试中医吧!可孙中山不同意,他说:“协和医院是西医院,在西医院用中医,会被人误解为对其不信任,医院规矩不可由我而破。”汪精卫说:“不使医院知道便是了。”孙中山听完此言生气地说:“我一生未做过不可告人之事,断乎不可!”

然而,孙中山极其信任的协和医院,面对他已经扩散的癌细胞,也毫无办法。2月17日刘瑞恒院长对孔祥熙坦言:“孙先生的病状由不好转为极不好,生存已是无希望了。”

次日,国民党要员们决定接先生出院。随着升降机徐徐下降,孙中山的病床下降到一楼,一辆宽大的汽车已在协和医院门口等候多时。孙中山的病床被推上汽车,缓缓向铁狮子胡同5号顾维钧宅邸驶去。大家心里都已隐隐感到,那里可能就是孙中山人生的最后一站。

“和平,奋斗,救中国”

西医已经束手无策,宋庆龄等人极力主张试试中医,但是孙中山本是学西医出身,从来没看过中医,也没吃过中药,心里不免抵触。为此,他们特意请来与孙中山惺惺相惜的胡适做说客。

1920年胡适患肾炎,西医医治毫无起色。没想到,京城名医陆仲安几服药下去,胡适的肾炎竟然好了。从此,胡适对中医刮目相看,陆大夫也因治好了胡博士而名闻遐迩。胡适与陆仲安结下了深厚友谊。直到1921年,《胡适日记》中还有胡适给陆仲安送了4块衣料以示感谢的记录。

有了胡适的现身说法,孙中山终于同意请陆大夫诊治。然而,孙中山已是癌症晚期,与胡适的病不可同日而语,陆仲安心中也殊无把握。两服药下去后,孙中山气色好转,浮肿似乎也消了不少。正在大家以为有所转机时,22日他突然开始腹泻。陆大夫见此情景,也不敢再行施治了。

就在一筹莫展时,一名叫王纶的留日医生专程从山东赶来。他带来一瓶日本新发明的“驱癌液”——卡尔门加。经克礼等人化验,此“驱癌液”的主要成分是“沃度和海莴苣配合而成”,可以放心使用。于是,孙中山前后注射了5次“驱癌液”。

注射了“驱癌液”后,孙中山的脉搏和体温明显平稳了许多,但克礼医生仍不敢抱多大希望。他告诉大家只有孙先生肝脏腹水减退,病情才算真有起色。对此,王纶也表示同意。又注射了两次后,孙先生的腹水不减反增,王纶也终于表示无能为力了。

2月24日,孙中山的生命已进入倒计时,克礼医生不得不提醒家属和随员们,到考虑后事的时候了。

当天下午,汪精卫、宋子文、孔祥熙、孙科四人来到孙先生的病床前。此时的孙中山虽然身体极度虚弱,但是意识仍十分清醒。他见四人欲言又止的模样,问道:“你等前来,将有何言耶?不妨直陈。”汪精卫凑到近前委婉地说:“要请先生留下些许教诲之言,俾资遵循。”

孙中山沉默良久后,不愿意多言,表示死后“由汝等任意去做”。四人苦苦恳求,汪精卫说:“本党又际重要时会,其进行不能一刻停滞,还请先生早赐训诲,以便吾等遵守,以利党务进行为是。”

见众人求得恳切,孙中山道出自己的顾虑:

吾若留下说话给汝等,诚有许多危险。当今无数敌人正在围困汝等,我死之后,彼辈更将向汝等进攻。甚至必有方法令汝等软化。如果汝等不被敌人软化,强硬对抗,则又必将被加害,危险甚大。故吾仍以不言为佳,则汝等应付环境,似较为容易也。如吾必定说出,汝等将更难对付险恶之环境矣!

当时,已经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的段祺瑞正在推进善后会议;张作霖已经撕毁“奉军不入关”的诺言,挥军入京;而当初力邀孙中山北上的冯玉祥,已经被段祺瑞、张作霖排挤出京,把军队撤到张家口。几个月前还看似形势一片大好的中国政局,又扑朔迷离起来。此时的国民党可谓强敌环伺,形势瞬息万变。孙中山担心自己留下明确的遗嘱后,会令党内同志无法随机应变,因此打算缄默不言。

但作为孙中山的追随者,汪精卫等人又无论如何不愿意让他不留只言片语便与世长辞。因此,他们替孙先生草拟了两份遗嘱,即国事遗嘱和家事遗嘱。其中,国事遗嘱中便有近百年来人们一直传诵的那段话: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孙中山听罢遗嘱,点头表示赞成。汪精卫等人当即想请孙中山签字。正在此时,屋外传来宋庆龄的哭声。孙中山怕宋庆龄伤心过度,对汪精卫说:“你且暂时收起来吧!我总还有几天的生命。”

3月10日,克礼医生在第21次病状报告书中写道:“孙先生病情日益危险,体力渐次消失,水肿亦增剧,胃纳愈少乃至终止,且间有昏迷,已临危险之境。”

次日午夜,在病房里值班的何香凝发现,孙中山瞳孔时有放大。她呼唤几声“总理”,孙中山只是动动嘴却发不出声音。何香凝感到孙中山大限已至,连忙招呼众人说:“总理离仙逝的时间不会很远了,快把上次拟好的遗嘱拿去签字。”

大概是回光返照,当众人聚到孙中山病床边时,他神志格外清醒。环顾众人后他说:

余此次来京,以放弃地盘谋和平统一,以国民会议建设新国家,务使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实现。乃以痼疾所累,行将不起。死生常事,本无足惜,但数十年为国奔走,所抱主义终未完全实现。希望诸同志努力奋斗,使国民会议早日成立,达到三民、五权之主张,则本人死亦瞑目矣。

众人听罢都掩面而泣,不能自持。

汪精卫把遗嘱铺在炕桌上,宋庆龄将孙中山扶起,让他靠在自己身上,并握着他的手签下了“孙文”二字。

3月12日上午,孙中山溘然长逝。临终前,他口中仍不住呼唤:“和平……奋斗……救中国……”

“死总理吓死活执政”

得知孙中山逝世的消息时,段祺瑞正在开国务会议。

虽然段祺瑞执政府并没有得到孙中山的认同,不久前孙中山还公开抨击过他“外崇国信,尊重条约”的卖国政策,但段祺瑞对这位革命先行者的逝世,仍十分重视。他立刻下令停止办公,下半旗致哀。

孙中山的后事如何办?治丧事宜刚一提上日程,段祺瑞执政府与国民党方面就发生了严重分歧。

3月13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与政治委员会开会决定,孙中山的灵柩在迁入南京紫金山之前,暂时停于中央公园(社稷坛)内。

段祺瑞得知此事,认为不妥。他派内务部次长王耒前来表示,灵柩停在中央公园不利于安保,不如停在先农坛比较稳妥。如果国民党方面不赞成停在先农坛,那么暂时停在铁狮子胡同行辕也行。

国民党方面刚刚痛失领袖,党人们情绪都比较激动。他们见段祺瑞想插手治丧事宜,全都怒不可遏。李烈钧对王耒说:“社稷坛为国家所有,不是段执政所得而私的。总理手创共和,段执政乃得今日安居宫苑。今总理为践约北来,不幸病逝,治丧于社稷坛,段执政还能够表示不同意吗?”

王耒没想到会受到国民党人这样强烈的抵制,一时间张口结舌。见气氛尴尬,熊希龄劝解说,中央公园乃是商办,停灵事宜无须通过政府,只要中央公园董事会同意即可。他愿意负责跟中央公园董事会沟通此事。

双方僵持不下时,时任京畿警卫总司令鹿钟麟找到段祺瑞转圜。段祺瑞说,他之所以反对在中央公园停灵是担心学生闹事。鹿钟麟说,如果学生想闹事,停在先农坛也会闹事。段祺瑞想想有理,于是表示,只要保证学生不闹事,他就同意在中央公园举行公祭。

1925年3月19日,孙中山先生的遗体在协和医院做过防腐处理后,移往中央公园。当天,协和医院外人山人海,交通完全断绝。沿着王府井、东长安街、天安门,直至中央公园一线,道路两边站满了前来送灵的人群。

设在前门西城墙马道上的礼炮不时鸣放致哀,航空署派来的四架飞机在中央公园上空盘旋。灵柩所过之处,沿途群众脱帽鞠躬致敬,有的泪流满面,有的高呼“孙中山主义万岁”,还有不少人涌向前想摸一摸孙先生的灵柩。由于人群过于拥挤,许多警卫部队的士兵都被挤倒,治安几不可控。

灵柩在中央公园社稷坛大殿中停稳后,全体向孙先生遗像三鞠躬。鹿钟麟记得,当时汪精卫痛哭失声,表现得最为悲切。没想到,十几年后他竟然背叛先生遗志,成了大汉奸,真是始料不及。

3月24日至4月1日公祭期间,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各界人士前来吊唁。据《北京各界祭吊孙公之统计》记录,前来吊唁签名的个人有7.4万人、机关团体有1254个,治丧处发出的黑纱达5600万份。

与社会各界痛悼孙中山先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原本答应出席公祭活动的段祺瑞却没有露面。公祭第一天,执政府临时通知治丧处,段因为脚肿不能亲来致祭。

接到通知的李烈钧非常愤怒,他站在社稷坛的台阶上对前来祭奠的民众说:“孙先生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封建军阀丧权辱国,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一样,恨孙先生,怕孙先生;活着怕他,死了还是怕他……死总理吓死了活执政。”

一时间,群情激昂。代表段祺瑞前来祭奠的内务总长龚心湛,见此情景尴尬无比,念完祭文便匆匆离去了。

4月2日,孙中山先生的灵柩移厝西山碧云寺。直到1929年奉安南京紫金山安葬前,孙中山的灵柩一直停放在碧云寺。

孙中山先生临终前留下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遗嘱,然而他身后的民国却乱象纷呈。1926年3月18日,排挤孙中山而成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的段祺瑞制造了“三一八”惨案;此后张作霖的奉军占领北京,实行更加严苛的统治;1927年4月12日,国民党的北伐刚刚有一点起色,蒋介石便对盟友共产党举起了屠刀,背叛了孙中山生前提出的“联俄联共”的主张。孙中山致力于革命40年,但他手创的国民党未能为中国赢得独立自由。反倒是中国共产党人接过了他的衣钵,一路筚路蓝缕,最终迎来了民族的曙光,完成了先生的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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