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中国城市人均居住面积比1950年下降多少?(图)
来源: 安徽日报农村版
2017-04-16
作者: 澳洲鱼
核心提示:住房投资严重不足导致全国主要城市都面临住房严重短缺的困境。1978年和1950年相比,人均居住面积由4.5平方米下降到3.6平方米,缺房户869万户,占当时城镇总户数的47.5%。

本文摘自:《安徽日报农村版》2017年04月07日11版,作者:黄小凡,原题为:《从分房到买房:新中国的居住革命》

新一轮楼市限购的来临,使房子又成为一大热门话题。回顾历史,从最初的私房社会主义改造到现在商品化市场,“住”一直是我们生活的核心内容之一。

私房的社会主义改造

上世纪5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如火如荼。 “一化三改造”的完成,使得生产资料大部分收归国有。由于城市住房困难,中央开始推行经租房政策,动员有房者出租私有房屋。 1958年6月4日,北京市私房改造领导小组开始制定“私有出租房屋的社会主义改造”,稍后,各省、直辖市纷纷效仿,很快推广至全国。政府房管部门负责经租房的经营,如管理、收租、修缮等,并把租金的20%到40%发给经租房的业主。经租房之称由是开始。

1958年底城市私房改造基本结束,1964年7月政府正式宣布:私人租赁性质的住房关系基本不再存在了。到1978年,我国城镇住房中74.8%为公有住房。这样的做法,在最初的时候,虽然部分满足了城市无房市民的住房需求,但是却背离了经济规律。

住房投资严重不足导致全国主要城市都面临住房严重短缺的困境。1978年和1950年相比,人均居住面积由4.5平方米下降到3.6平方米,缺房户869万户,占当时城镇总户数的47.5%。事实证明,靠政府福利分配,是很难实现“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居住理想的。

大院与工人新村

1950年,为了保护古都北京的老建筑,我国著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成与陈占祥吸取巴黎与伦敦的前车之鉴,建议在北京西郊建成新的行政中心。虽然“梁陈方案”最后被否定了,但军队大院却留在了西郊城外。高校大院集中在北京的西北面,1950年代初,学院路上自南向北建设了著名的“八大学院”。而国家和市属机关的宿舍院,则散布在城外各处。其中三里河地区又是主要的聚集区。

和北京相比,上海就要更费脑筋来解决工人阶层的居住问题。上海原本就是中国的工业中心,工人极多,居住环境普遍很差。 1950年,根据中央的指示,当时的上海市长陈毅指出:“目前经济情况开始好转,必须照顾工人的待遇和福利。 ”在此背景下,曹杨新村“1000户”工人住宅(实际建造1002户,即曹杨一村)和“两万户”住宅先后应运而生。

曹杨新村成为新中国最早的“工人新村”,之后上海又在沪东、沪西两个工业集中分布区建设了多个工人新村。此后,在上海乃至全国都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工人新村建造活动。各种各样的家属院给很多人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福利分房的终结

对于福利分房制度,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公平。

一些强势的部门利用手中的职权,占有很多优质的资源,比如土地、盖房的资金、房屋产权等等,手中掌握着巨大的社会财富,这些单位通过强势地位取得了巨大的垄断利润,而一些清水衙门却由于职权弱势,很难分到一杯羹。另一方面,福利分房很容易滋生腐败。其间,最有名的故事是关于数学家陈景润的。按照当时所里的规定,陈景润是个单身汉,职称低,又不担任行政职务,要改善居住条件的话,也只能住四人一间的集体宿舍。但是即使帮助陈景润住集体宿舍这样的事情,也一直拖着没有能够解决。后来,在胡耀邦的关心下,数学所最后费了很大力气,终于为陈景润调整出一间16平方米朝阳的房间。

住房的商品化

1998年,《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文件出台,决定自当年起停止住房实物分配,建立住房分配货币化、住房供给商品化、社会化的住房新体制。在停止福利分房的时候,中国的住房商品化已经试点了10年了。在这10年期间,实行的是商品房交易与福利分房并行的制度。在福利分房的末期,由于有了市场参照,而且可以进行买卖,能分到房子的人,对“福利”的感受更深。

1987年12月1日,中国首次以公开拍卖的方式有偿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原深房公司总经理骆锦星举起11号牌,赢得中国土地“第一拍”,后来深房公司在竞得的这片土地上修建了东晓华园。

住房的商品化,是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改革之一,不但让更多的人拥有住房,而且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观念,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产权的概念。所谓“有恒产者有恒心”,那些拥有住房的人,对社会的稳定起着巨大的作用。

有意思的是,虽然很多人对“70年产权”有意见,国家也在探讨产权到期后如何续签的问题,但是这一政策在当年出台时,却没有引起人们太大的注意。所谓产权,准确的表述是“住宅土地使用权”,“70年”的规定,最早见于199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这一规定出炉之后,社会舆论几乎没有任何反应。当时最汹涌的舆论,乃是担忧将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给外资企业,会变相造成新的“租界”,是一种“卖国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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