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毛泽东的拒绝,江青半是发疯,半是撒娇(图)
2017-01-03
作者: 小导弹
  

  文革软硬兼施 威胁发动群众造反

  文革期间,中国一片混乱,毛泽东心里十分不安,他在1966年底的一次会议上表示,学生老是这样闯,谁的话也不听,派军队干部去训练学生吧,实行军训,加强纪律性。毛泽东正说着,突然只听一个女人在喊道:“我有意见,他们总不让我民主,不让我说话。”江青半道上杀进来,尖叫道:“为什么不把贺龙揪出来?”毛泽东说现在不讨论此事。江青哪里肯收场,听说要把她发动的学生们管起来,她半是发疯,半是撒娇。江青起初牢牢抓住毛泽东的一个绝招就是伴嗔撒娇。她大声冲着毛泽东说道:“毛主席,你不让群众起来,我就要造你的反了!”本文摘自《中南海人物春秋》,作者顾保孜,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1951年,毛泽东与夫人江青合影(图源:浙江图书馆)

  1966年6月2日,陈伯达掌握的《人民日报》在刊登聂元梓的大字报的同时,发表了他参与炮制的评论员文章《欢呼的一张大字报》。宣称当时坚持正确领导的北京大学领导班子是“反党集团”,煽动师生与他们作坚决斗争。陈伯达还利用掌握的舆论工具,提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等口号,煽动广大干部和群众对坚持革命原则的领导和群众进行迫害和镇压,全国动乱哄然而起。

  7月,陈伯达派人去大学探望被关押着的造反派头头蒯大富,表示对他反工作组的支持。以后又与江青一起,以调查“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为名,多次去北大、北师大等校,组织批判会,撤销工作组,号召学生“甩掉保姆,自己解放自己,踢开党委闹革命”。8月18日,陈伯达主持了天安门广场举行的规模宏大的“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他在开幕词中给毛泽东冠以“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三个头衔。接着,讲话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我们毛主席,毛主席是统帅。”从此以后,人们提到毛泽东,必加“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四个副词。一场造神运动和个人崇拜的歪风高涨。别有用心的陈伯达和林彪可谓配合默契,他们有共同点,都野心勃勃,他们后来成为一伙也就不足为怪了。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陈伯达一跃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由11人组成的政治局常委中,陈伯达位居第五位,排在、、的前面,也把康生甩在了后面。花甲之年,陈伯达一次“赶浪”,使他步入了政治生涯的鼎盛时期。年事虽高,但由于“官补”,陈伯达大有焕发青春、大干一场的热情。在对付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问题上,他摸准了江青的脉搏,异常活跃。得意忘形之际,陈伯达似乎忘了他正在同一个极为难处的女人共事。而正是这位国家“第一夫人”的颐指气使,使他陷入困境。

  1966年底的一次会议上,全国情况汇总,谈到了社会秩序一片混乱,全国到处一片打、砸、抢、抄、杀,党组织涣散了,政权快瓦解了。学校没人管,工厂陷于瘫痪。作为中国的最高领袖毛泽东心里十分不安,他紧皱眉头表示,学生老是这样闯,谁的话也不听,派军队干部去训练学生吧,实行军训,加强纪律性。

  毛泽东正说着,突然只听一个女人在喊道:“我有意见,他们总不让我民主,不让我说话。”江青半道上杀进来,尖叫道:“为什么不把贺龙揪出来?”毛泽东说现在不讨论此事。江青哪里肯收场,听说要把她发动的学生们管起来,她半是发疯,半是撒娇。江青起初牢牢抓住毛泽东的一个绝招就是伴嗔撒娇。她大声冲着毛泽东说道:“毛主席,你不让群众起来,我就要造你的反了!”毛泽东低头看文件,但在旁人中站起来了刚直不阿的谭震林,他怒视江青:“你这是干什么?毛主席是我们全党的主席,全国人民的主席,今天是中央会议的主席。在这讨论国家大事的庄严会议上,你有什么权利胡闹?!”

  谭震林气得怒发冲冠,坐下时嘴里又咕哝了一句:“什么东西?”谭震林一生都很认真,“二月逆流”中,他因认真而被打下去了。此时,他的话给会议带来了极度不安的空气。江青的抽泣声在会场上扬起。毛泽东宣布散会,江青大哭起来。大部分人迅速离开会场,如逃离是非之地。但这天的陈伯达不知是一种什么复杂心理,使他凑上前去:“太悲伤要伤身的。制怒,制怒。”他在江青面前来回踱着步子,拖着腔调说:“今天你也太过分了一点,我都替你感到难堪。这是会议,不是家里呀……”

  陈伯达似教训开导,又似自言自语,说着说着,他眼睛直了,嘴悬在空中,只见江青像一头发了疯的野兽,什么体面、影响全都不顾,扑了上去,一把揪住陈伯达的衣领子,用力一拽,把陈伯达的领章揪了下来。江青这一举动使陈伯达实在意外。他想不到一个“第一夫人”,在大庭广众之下会是这样。其实,江青是好面子的人。谭震林是党内老同志之一,批评她,她不敢当面有脾气,可脸没处放。现在你陈伯达狗胆包天教训起老娘来了。你算老几?你有今天,不是老娘提携你的?“你这个窝囊废,我瞧不起你!”江青揪了、骂了,一提脚后跟,走了。陈伯达这才从噩梦中醒来,脸皮都撕了,他已无所顾及,追着远去的声音,他大声喊道:“你又算老几?母乌鸦!”骂完之后,他发现空旷的会场上,仅剩下自己孤身一人,他突感四处逼来的寒气。后来的日子里,陈伯达一直感到这股寒气不散。

  他在思考着,毛泽东已年过古稀,自然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他百年之后,中国的天下将落入谁人之手哟?林彪!对!如今江青甩掉自己,应该向林彪挂上钩。他知道,中国共产党最反对什么“山头”、“集团”,正是因为有“山头”和“集团”的存在。

  “你好啊!老夫子!”叶群接到了陈伯达打来的电话,她还保持着延安时打情骂俏的腔调,以为陈伯达又要报告他们哪一位敌人被他打倒了。陈伯达善于把事情办得发挥最大的功效。打倒陆定一,这是他的个人恩怨。但他知道陆定一同林家有矛盾,尤其是陆夫人严慰冰,从延安时就抓住叶群不是处女、假党员的问题不放。1966年9月,陈伯达同叶群通过电话后,下令正式逮捕陆定一。第二年3月,陈伯达和叶群一阵商议后,又对陆定一夫妇使用了重刑。

  这一箭几雕的做法,颇使林家高兴。尽管没有入伙,但已有几分亲近了。现在,陈伯达与江青的风波,叶群早有耳闻。陈、江的分手之日,叶群就想到陈伯达会过来。她欢迎陈伯达入伙,一来林彪手下都是搞武的,搞文的还真需要他这样的人;二来经过长时间的合作,她已知道江青无非利用陈伯达,所以拉陈伯达入伙很容易。陈伯达向叶群表决心说:“在今后,我一定在林副主席指示下工作,步步紧跟林副主席的战备部署前进,为扞卫林副主席贡献自己的一切!”

  从此往后,陈、叶之间几乎天天热线电话,有时电话打到卫生间,至于谈些什么,这是天字号的秘密。直到九届二中全会前夕,人们才清楚陈伯达是“一仆二主”。

  老夫子原来是欺软怕硬的迫害狂,许多无辜的人经陈伯达不动声色地暗算,莫名其妙地大祸临头

  陈伯达一向自称是“小小老百姓”。其实,他是一个“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疯狂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凶犯!

  每年的6月1日,是自从有国际儿童节以来,人类的天真节。但中国1966年的这一天却是所有天真的人想象不到会发生什么。这天的《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像狂恶的暴风横行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大地上,所到之处,拔树毁屋,摧梁折栋,制造了一出出人间罕有的悲剧。在它的“欢呼”下,国家的栋梁,一夜之间变成了“走资派”;许多开国元勋,被投进了监牢;广大知识分子和专家学者,变成了“臭老九”,有的关进“牛棚”,有的“流放”他乡;在缔造中民共和国的战场上出生入死的老帅和老将军们,也遭到了残酷的折磨。在它的“欢呼”下,我们党和国家的各级干部以及数不清的无辜群众,所遭受的灾难真是罄竹难书!炮制这篇文章的不是别人,就是这个陈伯达。

  《欢呼》不顾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已经存在了17年的事实,竭力鼓吹“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要夺权,陈伯达等人就要打倒阻挡他们夺权的各级领导干部。于是,《欢呼》煞有介事地攻击“目前中国那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那些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他们所做的,就是资产阶级复辟的梦”。它煽动“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

  陈伯达不仅仅把“横扫”停留在理论上。1967年12月26日,陈伯达在唐山发表诬陷中共冀东党组织的讲话,诬陷中共冀东党组织“可能是国共合作的党,实际上可能是在这里起作用,叛徒在这里起作用”等等。陈伯达的这一讲话,使受到诬陷、迫害的干部和群众共达万多人,受迫害致死的有2955人,763人致残。

  1968年,陈伯达同谢富治、吴法宪,在追“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传单案的所谓后台时,又毫无根据地提出根子就是刘、邓黑司令部的人,并指名道姓地诬陷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是这个传单案的后台。事实上,“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传单案,发生在前一年的10月8日,这天,天津市的一个工人来到北京市外交部街,将自己书写、刻印的80多封油印传单,分别投进了附近的邮筒,传单署名为“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此案同年11月在天津已破获,作案人供认:“从头到尾,从始至终都是一个人干的,没有任何人参加。”经公安部对原稿笔迹和作案工具的鉴定,也完全证实了这一点。可是,陈伯达却一口咬定这是个大现行反革命案件,要追后台。

  1968年4月,在人民大会堂接待厅,陈伯达刚走到台前,就指着墙上挂的“宜将剩勇追穷寇”标语牌,对坐在台下的专案组人员说:“宜将剩勇追穷寇,你们要学习。抓到刻版的人是起点,不是终点。老板在后台,后台不是一般人,一般人干不出来,不是仅仅一个人搞的,可能有一个组织。”在又一次接见专案人员的时候,更加气势汹汹地说:“就是要往上追,总而言之,不管你三七二十一,搞到谁就是谁。”陈伯达一伙“立足于有,再审讯”,采取一系列指供、诱供等非法手段进行逼供,用谩骂、斥责,甚至用“喷气式”追逼所谓“后台”。

  同年底就追出了一起离奇的、骇人听闻的“中国(马列)共产党”假案,诬陷朱德是“中国(马列)共产党”中央的书记,是副书记兼国防部长,李富春是总理,参加的有董必武、、、贺龙、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余秋里等,诬陷这些革命的老同志“里通外国、准备武装叛乱”。这都是这个“小小老百姓”做出来的。

  如果说在诬陷“中共冀东党组织”案、“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案以及“中国(马列)共产党”案中,陈伯达只是下“指示”的话,那么,迫害陆定一他是亲自动手了。他利用主管“陆定一专案”之机,从1966年10月12日,平均每10天就发一次“指示”,有时打电话,有时亲自跑到专案组,指令要给陆定一带上铐子,交红卫兵审判。从政治到生活,从肉体到精神,对陆定一多方面进行迫害和摧残,后来亲自下令将陆定一逮捕送监。

  对陈伯达的这套整人本领,梦想“改朝换代”的林彪、江青一伙十分赏识。江青吹捧他“点子多”,林彪、叶群又封他为“军师”,同时他自己也达到了政治顶峰。在1969年召开的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他在由五人组成的政治局常委中,排在第三位,在毛泽东、林彪之后,竟位居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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