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安紫金山(4图)
来源: 北京日报
2016-12-27
作者: 澳洲鱼

今日中山陵。

中山陵施工现场。

灵榇出南京朝阳门(今中山门)。

承建商赔银14万两

陵墓图案及建筑师确定之后,筹备委员会开始着手准备招标包工。

中山陵最初的工程费用预算为30万两白银,到1925年11月招标时,又增加至50万两白银,这在当时可以说是一项费用可观的工程了。

果然,11月1日陵墓一期工程的招标广告刚在报纸上刊出,就有不少营造厂纷纷盯上了担任筹备委员会主任干事的杨杏佛。一期工程包含祭堂和墓室,是中山陵的主体工程。厂商们想尽门路希望承揽这项工程,却无一例外都碰了壁。此路不行,一些营造厂又打起了杨杏佛夫人赵志道的主意,他们直接把财物送到杨杏佛家里。赵志道不肯接受,却又推不掉。无奈,杨杏佛干脆收下了全部礼品,同时记下详细清单。

到了公开招标之日,杨杏佛将所有礼品及清单在会上一一展出。如此一来,送了礼的厂商尴尬不已,只好收回自己的礼品打道回府。剩下七家没有送礼的营造厂公开投标,最后由姚新记营造厂中标承建。

不了解内情的人或许以为,姚新记厂长姚锡舟拿下了一项人人羡慕的“肥”工程。可是,事实却远非如此。

姚新记最初的投标价格是48.3万两白银,并非价格最低者。只是价格比姚新记低的三家营造厂,要么资本不足,要么经验欠缺,这才让资本殷实、承建过粤汉铁路等多个大工程的姚新记成了第一选择。当时,葬事筹备委员会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国民党所在的广东省财政,由于资金紧张,筹备委员会多次与姚新记沟通,希望其能削减报价,就连建筑师吕彦直也被拉来同姚锡舟陈情。

姚锡舟一直以来也很敬仰孙中山,他自己曾说,承包陵墓工程,一开始就不是为了图利,而是“抱一名誉观念、义务、决心”。因此,尽管工程浩大,筹备委员会又是以每月4万两白银的方式分期付款,工程所需的各项建筑材料常常需要厂商垫支,姚锡舟还是对筹备委员会作出了让步,将工程价一再削减,最后只以44.3万两白银的价格签订了承办合同。

根据合同,姚新记须在14个月内也就是1927年2月底竣工,到期如不能完工,每延迟一天,姚新记就要被罚款50两。承办过数百项工程从未延期过的姚锡舟,对于合同工期肯定有过周详的考虑,然而,他没有料到的是,丰富的营造经验终究无法抵消混乱的时局对工程的耽搁。

由于军阀混战,1926年1月陵墓刚开工,困难就接踵而至。最直接的影响是交通常常受阻。中山陵所用的石料,有的产自青岛,有的出自香港,最远的要从意大利运来,最近的也来自苏州。这些石料在漫长的运输过程中,往往中途就被劫走,甚至押运材料的人员也被军阀拉了壮丁。最令人无奈的是,铁路、轮船等部门,“眼红”建陵的“丰厚利润”,竟以慈善之名,行敲诈之实。姚锡舟被逼得没辙,只好向葬事筹备委员会诉苦,筹备委员会又求助江苏省省长。

于是,在泛黄的档案中,我们看到了时任江宁县知事曹连鹏《转省长关于不得阻碍国葬工程令致葬事筹备处函》。这封令人啼笑皆非的信函发于1926年10月9日,阅读信函内容可知,省长明令省会警察厅、曹知事查核办理此事,并下令相关人员随时认真查禁。有此禁令,故意刁难的现象总算少了一些。

建筑材料陆续运抵南京后,运到墓址所在的山上,也是一件吃力的事儿。文史专家、中山陵园孙中山纪念馆前研究员范方镇介绍说,那时候汽车还很少见,运输建筑材料主要靠骡车、马车甚至人力板车。等大批石料、钢条、水泥运到山下后,还要靠人力运到山上。仅运水一项,每天就得用200个民工。不难想象,在当时一无道路、二无机械运输设备的条件下,要在山上建造这样巨大的一座陵墓,工程量是多么大!

一期工程的缓慢进展,令葬事筹备委员会着急不已。1926年9月,筹备委员会便决定二期工程开始招标,两期同时进行,以便早日完成。没想到,与一期招标的火热截然相反,各家营造厂见时局混乱,自觉风险太大,便将报价定得极高,筹备处只好将二期招标无限期延期。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27年10月,国民政府已定都南京,二期招标才顺利再启。二期都是相对容易的水沟、石阶、护壁、挖土、填土等工程,暂时安定的时局下,工程进展颇为顺利,一年之后竟比一期还提早竣工了。

与此同时,随着北伐军于1927年攻入南京,彻底打败直系军阀孙传芳,日趋稳定的时局下,陵墓一期工程也加快了进度。不过,要赶上合同规定的1927年2月底的竣工时间,是不可能的了。事实上,一期工程整整延期了两年,直到1929年3月才完工,此时,距离孙中山病逝已经过去了整整4年。

历经波折的中山陵主体建筑,终于屹立在了紫金山南。而承建工程的姚新记一算账却发现,每天50两银子的罚款,再加上营造过程中的材料损失等费用,不仅没赚钱,还亏本了14万两银子。就连筹备委员会的林森事后也对姚锡舟说:“先生这次为修总理陵寝出了力,亏了本,国民政府是知道的……”

迎榇盛况

时局混乱,兵戈频仍,不仅中山陵的营建历经坎坷,暂时停放在北京香山碧云寺的孙中山遗体也差点遭遇劫难。

这还得从1926年开始的北伐战争说起。北伐开始后,国民革命军势如破竹,节节胜利,很快就打到长江流域。1927年9月18日,在徐州被打败的奉系将领张宗昌逃回北京开会,研究怎么对付南方的国民革命军。会上,张宗昌竟然提出:孙中山停灵的碧云寺风水太好,南军总能打胜仗,是因为孙中山在冥冥之中暗助他们。他还提议,毁掉孙中山的遗体以绝后患!出身绿林的张作霖听了这一番话,竟然也表示可以放火烧毁。幸好张作霖的军师杨宇霆从旁劝止,这才把事情暂时压下。

不过,张宗昌并未就此罢休。当时在碧云寺守卫遗体的孙中山贴身侍卫李荣曾回忆,奉军多次跑到碧云寺骚扰,后来,张学良得知此事,曾登报表示,因有商民反对中山主义,请南方政府即将中山灵柩迁回南方,如迁回时他可以负责送到天津,否则将有意外情势发生。不久,又有人从张作霖卫队长赵锡福处得到消息,说张作霖、张宗昌喜怒无常,可能还要烧毁孙中山的遗体,劝守卫人员赶快把遗体转移他处。

安全起见,李荣找协和医院要了一些防腐药水。一天深夜,他和守灵卫士们一起将遗体移到一口美式小棺里,并用棉花药水裹好,悄悄藏进了碧云寺的一个山洞中。一直到1928年夏天,张作霖被革命军打败,从北京退回沈阳途中被日本关东军在皇姑屯附近炸死后,李荣等人才将孙中山遗体从山洞中取出,重新换入楠木大棺,放回了碧云寺灵堂。

此番波折后,便有传言称,因空气侵入导致孙中山遗容变色,这才选择了葬在几米深的地下。对于这种说法,中山陵园孙中山纪念馆研究员苏艳萍说,孙中山遗体的确葬在了5米深的地下,无法再供人瞻仰,但是否与此次波折有关,目前并没有确切的史料证据。

多年以后,我们能够得知的,只是1928年12月23日,北上迎榇专员林森、郑洪年、吴铁城抵达碧云寺时,见到的孙中山遗体“容貌清洁,毫未改动”。三人是奉已定都南京的国民政府之令,前往北京将孙中山灵柩迎回南京安葬的。此时,中山陵的主体建筑即将竣工。几天后的29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中华民国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这种情形下,移陵的重要性前所未有地提升。与孙中山生前所希望的“向国民乞此一抔土”恰恰相反,北上迎榇以及后来将灵柩落葬于中山陵的奉安大典被隆重操办,成为了中华民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政治仪式之一。

在当年国民党官员留下的历史资料片中,迎榇的盛况清晰可见。1929年5月26日凌晨1点,哀乐响起,孙中山先生的灵柩正式从碧云寺起灵,32名杠夫抬棺而行,浩浩荡荡的移灵队伍步伐整齐,缓缓前行。从碧云寺经玉泉山到万寿山时,道路变得开阔,便改由64名杠夫抬棺,又经西直门、新街口、西四牌楼、西长安街,一直到前门东车站。沿途所经马路上,除搭架素彩牌楼并悬素灯外,其他全市商店、居民均悬半旗,两旁行人站立致敬,多达三十万众。下午3点15分,灵榇到达前门东车站,随即奉移上灵车,又奏哀乐,鸣礼炮101响后,灵车才起程前往南京。

据中山陵园孙中山纪念馆研究部副主任高萍萍介绍,将灵榇从碧云寺移到火车站前,林森等人亲自踏勘了实地路线。由于道路狭窄不平,林森等人认为,如果使用汽车,修路“用款甚巨,且为期已迫,必难办到”,因此决定与北京的日升杠房签订合同,雇用了237名杠夫进行“三班倒”,并且提前训练了很久。后来,南京的奉安大典所用的杠夫,也是由日升杠房提供。

北上迎榇期间,国民政府还特别组织了迎榇宣传列车沿途宣传。为此,国民党中央党部专门成立了宣传列车委员会,委员会下设总务、宣传、艺术三部,工作人员既有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职员,也有中央通讯社和广播电台的新闻工作者,还有100多名军乐队、影片公司等艺术工作者。宣传列车周身漆满青白色迎榇宣传标语、国民革命标语及国民党党徽等,车首安置孙中山遗像,车内悬挂孙中山遗嘱、相关的照片文字等。沿途每到一站,宣传列车便停下,车上的工作人员就开始忙碌起来,有的分发宣传品,有的进行演说,有的放映《总理生前》等影片,有的上演革命新剧,还有人表演魔术吸引人群……

据档案记载,列车宣传活动整整持续了18天,一直到1929年5月28日灵车抵达南京浦口车站才宣告结束。6月1日,孙中山奉安大典在南京隆重举行。随着墓穴被钢筋水泥密封起来,孙中山终于如他生前所愿,安卧在了南京中山陵内。

钟山风雨

1929年8月,中山陵园的最后一期工程开工,三期工程包括牌坊、陵门、围墙、卫士室等。1932年1月,三期工程验收通过,中山陵园的建设彻底竣工。此后,新成立的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逐渐完成了陵园的全面绿化造林,截至1936年,陵园共植树846万株。管委会还在中山陵周围兴建了一系列纪念建筑,包括植物园、音乐台、流徽榭、藏经楼等。

然而,满山苍翠的中山陵园内,平静的生活并没有持续多久。八年抗战中,它像当年的中华民族一样,经历了一幕幕灾难与屈辱。

1937年12月,日军攻陷南京,向南京的制高点紫金山逼近。中山陵园警卫大队的卫士们和担负陵园保卫任务的国民党军教导总队一道,与日军展开了激战。战斗持续到12日,国民党军教导总队队长桂永清发现陵园腹背受敌后,竟然先行潜逃过江,随后下达了撤退命令。消息传出后,军心动摇,只剩下零星部队和陵园警卫大队的卫士们依然坚持抵抗。12日晚,紫金山失守,警卫大队26名卫士阵亡。持续四天四夜的中山陵保卫战,为陵园刻下了屈辱的伤痕,30多处文物遭到破坏,总计价值约875万美元。唯一庆幸的是,陵墓主体建筑基本完好。

1942年4月,日本扶植的汪伪政府组织了伪“国父陵园管理委员会”。为了掩盖其卖国投敌的嘴脸,汪精卫还演出了一场“奉迎国父灵脏”的闹剧。原来,1942年年初,日军在北京侵入协和医院,发现了该院保存的孙中山肝脏切片及蜡块标本。日方将这个发现通知汪伪政府,汪精卫顿时觉得这是个将自己打扮成孙中山忠实信徒的好机会,立刻派人将孙中山的肝脏切片和蜡块标本护送回南京,借此大做文章,在中山陵前上演了一场“国父灵脏安放仪式”的闹剧。

汪精卫此番闹剧,终究成了历史的笑柄。事实上,日伪统治期间,给陵园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1937年南京沦陷后,百姓生活极端贫困,许多人不得不靠上山伐木维持生计,陵园的大批森林就这样慢慢被毁。闻慧斌说,参与盗伐林木的,不仅限于贫民,就连当时的陵园职工和警卫人员也假乡民之手,暗中窃树。日军对陵园林木资源的掠夺更是肆无忌惮,仅1945年7月26日一天在陵园灵谷寺郊球场,日军就伐木百余株。据战后统计,日伪时期紫金山的林木被毁掉了五分之四,几乎损失殆尽。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返回南京,对陵园在抗战期间遭受的破坏进行了全面调查,并制定了恢复陵园旧观三年计划。可惜,由于经费的限制,陵园只进行了小部分的修复。1949年4月,随着南京城的解放,中山陵园被和平交接到人民解放军手中,命途多舛的中山陵园终于迎来了新的黎明。

如今,走进中山陵,满眼都是松柏环抱,林海浩瀚。踏过392级台阶,行至墓室,只见白色大理石的孙中山雕塑安详而眠。在雕塑下方5米深的长方形墓穴里,就安葬着孙中山先生的遗体。

或许是墓穴被钢筋水泥密封得过于完好,一直以来,不时有人疑惑,孙中山的遗体是否还在中山陵?有人怀疑,孙中山的遗体早已被带到了重庆或台湾。对此,苏艳萍言之凿凿,遗体一直在中山陵。

曾参与中山陵建陵工作并长期担任中山陵守卫任务的范良在1986年作过一篇口述实录《我为中山先生守陵》,口述中提到,抗日战争爆发后,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确实专门讨论过迁移孙中山遗体到重庆的事情。但是,建筑师黄仲瑜反对说:“总理遗体葬在墓室下深处,又封了那么厚的钢筋水泥,要把遗体取出来,就要用爆破法炸开,一爆破,棺柩、遗体就要被损坏。”于是,迁移的设想被放弃,国民政府让范良等卫队队员写下决心书,要求他们“与中山陵共存亡”。

至于运往台湾一说,范良也有相关的回忆,他说:“蒋介石在离开南京时,并没有来过问中山陵之事。孙科先生在离宁前前来谒陵。”范良请示孙科:“共产党军队渡江后,我们应采取什么态度?”孙科回答:“毛泽东、周恩来对孙总理是很尊敬的,你认识周先生吧!你不要跑开,他们是不会为难你的。”范良又问:“武器怎么办?”孙科说:“枪可以交掉。”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钟山,即为紫金山。1949年解放军进入南京后,中山陵园一枪没响就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其实,人民解放军渡江时,为防止损坏中山陵,第三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就给部队亲笔书写了“保护中山陵”的手令。毛泽东也曾特意指示一线部队:“注意保护南京的孙中山陵墓,对守陵人给予照顾。”

新中国成立后,刘伯承任南京市长,特地从云南运来2万株杉树和梧桐树,种植在中山陵园。1961年,中山陵被列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66年,孙中山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委员会成立,全面维修中山陵。

在此之前的1956年,为纪念孙中山诞辰90周年,毛泽东撰写了《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他在文中写道:“1911年的革命,即辛亥革命,到今年,不过四十五年,中国的面目完全变了。再过四十五年,就是2001年,也就是进到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更要大变。”

时至今日,距离孙中山先生“和平……奋斗……救中国……”的遗愿,已经过去了91年。距离毛泽东“中国的面目更要大变”的断定,也过去了60年。中山陵历经风雨沧桑,至今保持着崭新的面貌,而饱经风霜的中华大地,也早已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

本文图片由中山陵园孙中山纪念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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