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鱼弟”一家的无望人生(5图)
2018-08-09

也许网红「杀鱼弟」的诞生曾是个转折,但最终也没有激起什么水花。那块红色的「杀鱼弟」店面招牌,是菜场给做的。杀鱼弟再次辍学,最擅长的还是杀鱼。生意没什么好转,水产店的生活依旧紧张、重复而枯燥。直到一次跟父亲的口角后,他喝下百草枯,打破了长久的压抑状态。

文| 荆欣雨

编辑| 楚明

如果为孟凡森拍摄一部类似《人生七年》的纪录片,第一个镜头可能是2011年的冬天,10岁的小男孩,在苏州脏乱的菜市场一隅,赤着手,娴熟地把客人购买的黑鱼拍死、称重、刮鳞、挖胆、装袋,一气呵成。

此时距离他被路人拍下,成为网红「杀鱼弟」已经过去1年。成名是因为他小小年纪就在家帮忙干活,杀鱼手法熟练,眼神还很犀利。他随后回到学校上课,但常在家里的水产店帮忙,下面还有1个弟弟,4个妹妹。无论是在父母还是当时前去采访的记者口中,他都不算是个乖巧的孩子,「淘气,喜欢打架,没有办法专心在学校学习」。

7年后的镜头来到了济南齐鲁医院的输液室,这里可能比菜市场还要吵闹,床挤着床。孟凡森躺在病床上,打着点滴。17岁的大小伙子,皮肤黑黝,身材壮得很。但他没什么精神,大部分时间里都蜷着身子闭目养神,嗓子太难受了,总需要支起身子,吐在床头的塑料袋里——本来也没吃太多东西。


「杀鱼弟」孟凡森躺在齐鲁医院输液室的病床上   荆欣雨摄

几天前,搭配着水和冰红茶,他喝了30-40ml的百草枯原液,一种毒性很大的农药。不远处的家属休息区里,他的父亲孟东正大声与新入住的病人家属说着儿子的住院缘由——孩子在吃了一碗下了5个鸡蛋的炒面后,与他因为卖鱼的事儿大吵一架,在家后面的仓库喝了农药,被他骑着电动车「嗖嗖」地送去了医院。

从医生口中得知儿子情况已基本稳定的消息之后,这位父亲放松了起来。在漫长的陪护之夜里,他逐渐愿意与来访者分享自己的事情。在那之前,他总希望我「快点回去睡觉」,要么就是大声感叹,「我儿子17岁了,要结婚了,你们这么写出去以后还怎么找媳妇儿啊?」或者「等他平安出院了,你们再来迎接他」。

穿着5天没换的黑色T恤和绿色短裤,孟东盘腿坐在地上,开始细数儿子从小到大的「劣迹」,提到上小学时在班上的成绩,他脱口而出,「都是倒数的」;被问到为什么初中只念了一个学期?「你去问他自己」,他指指床上闭着眼睛、拒绝交流的孟凡森。

终于,病床上传来了一声微弱的叹息。

济南输液室的日与夜

在孟凡森的病床周围转转,会发现如果不是顶着曾经「杀鱼弟」的名号,他的经历在这个病房里显得不值得大惊小怪。旁边床的长脸少年,总是一脸冷漠地望着周围的一切,胸前隐隐透出纹身,他吃了老鼠药;对面床的少女,来自新疆,喝了百草枯,因为服用时沾到了嘴部皮肤,不得不终日戴着一个潜水呼吸器样的器具;来自安徽阜阳的中年男子醉酒后饮下百草枯,「你说他自己喝了酒,我们找谁能负责?」他的弟弟感叹;楼上的急救室里,昨夜又送来两例喝百草枯中毒的患者。

与他们的家属交流,你总会不由自主地问出一个似乎愚蠢而且没有答案的问题:「为什么?」在以治疗中毒,尤其是百草枯中毒闻名的齐鲁医院中毒与职业病科,每年有400到600例像孟凡森一样的患者,医生已懂得避开这个问题,而是更多地嘱咐,「回去后不要再喝了。」

若要问孟凡森为什么喝药?事情的经过是,孟凡森为了100多斤鱼,每斤2角钱,总共20多块钱,而喝下了让自己鬼门关走一遭的百草枯。父亲与隔壁水产的主人讲好,转让100多斤鱼,事先谈好了11.3元/斤的价格,而平日的价格是11.5元/斤,儿子不知道,跟人家结账时纠缠起来。父母知道后,斥责他为何私自与人家结账,儿子感到委屈,双方大吵一架,然后儿子就喝了那瓶1个月前就买好的百草枯。


孟凡森家的水产店面 荆欣雨摄

在这个拥有6个孩子的家庭里,争吵是常态。母亲王凡提到跟丈夫经常吵架,「孩子多,事情又多,我们俩一吵架,情绪一低落,也不问小孩一天吃一顿饭还是两顿饭,事情又多,又烦。」孟东的左脸上有一道10厘米的钢笔迹粗细的疤痕,对此,他满不在乎地表示,「2个月前我老婆搞的」,就拒绝透露更多了。

孟凡森终日躺在床上,极少开口说话,时常显得非常难为情。他的惨状每天被前来采访的记者和好奇的路人观看着:无法换衣服,无法洗澡,随时呕吐,和关于自己人生那些大声的谈论。

钱快花光了。在苏州抢救花了快5万块,打120救护车转院花了8000块,来这儿后的2万块积蓄也很快要花光,接下来每天还有将近1万块的开销。夫妻俩没订宾馆,也没处洗澡,每天睡在医院的地板上。

每次护士前来巡视时,来自临沂农村的王凡都略显无措,搬离上一个病房让她丢失了一盒价值400块的药,12粒。她只能再去开,拿到药后,她指着药盒上的名字,问我,这是进口药吧?我告诉她,这是杭州一家制药公司生产的,她叹了口气,不明白为什么要卖上400块钱。

这个嘀咕持续到了喂药的时候,紧接着我听到了那天孟凡森说的第一句话:「我不能要吃药吃好几年把家里的钱都吃光了吧?」

他还跟人说,后悔喝药。

孟东喜欢坐在一旁,拿着手机搜索报道自己家庭的新闻。他说儿子要是有个快手账号,一定有不少粉丝,但「他实在太不会说话了」。一天上午,他搜到一条新闻,说「杀鱼弟」已经进入治疗阶段的尿毒症期,便大声嚷起来,说这是瞎写,「尿毒症啊?那不是要死了吗?医生真的说过吗?」

事实上,尿毒症期是百草枯中毒后,肾功能受损的一个阶段,与尿毒症不同,也有完全治愈的可能。前一天晚上,孟东没吃饭,干喝了一瓶啤酒。他脾气不好,早些年也跟人打架,也打过孩子,但他试图澄清传闻——没打到眼球脱落过,那是孩子放鞭炮时意外受了伤。此时此刻,他盘坐在椅子上,不停挠着跟儿子一样黝黑的腿,「尿毒症」三个字让他慌乱起来。

在医学上,肺是百草枯中毒损伤的主要靶器官之一,它同时还会造成严重的肝肾损害。孟凡森的主治医师菅向东告诉记者,病人现在正处于服毒后15天的观察期,肺和肾脏都有不同程度的损害,如果治疗得当,可能会完全痊愈,也可能会随时出现生命危险。菅向东否认了喝了百草枯必死的观念,并透露6年间,诊室中毒病人的平均治愈率是61.8%。

清晨往往是输液室最繁忙嘈杂的时候,午后的病床归于寂静,晚上又热闹起来。那些冷着脸的年轻人偶尔会与守在病床边的家长们打趣几句。孟凡森极少与父母聊天,父亲喜欢在跟记者的聊天中揶揄他,「上学的时候是校霸,学习不好,精力都在皮上了。十四五岁的时候自己去纹身了,人家纹身都用麻药,他不用的,没有钱,就挺着,回来整个胸前都肿起来了;他就喜欢香港那个古惑仔,陈小春,还有上海滩,许文强,要么看僵尸,女朋友也找不着。」

孟凡森躺在床上听着,不再有反应了。孟东问起来访者的学历,然后回想起自己最早在苏州卖菜的那片区域,「什么南京大学,苏州大学,好多大学生」。他对儿子的描述中,混杂着抱怨、嫌弃、打趣和一点点的惺惺相惜——他的胳膊上,也有个若隐若现的纹身,父子的手脚都一致地肿大,这是常年从事水产工作的证明。王凡则大多数时候跑来跑去,取药,交费,喂儿子吃饭,她说,没想到教育(孩子)这么难,「就觉得给他吃饱就好」。

为了孩子的病,这对夫妻停止了吵架,暂时地站在了一起,看起来,他们当中没有太弱势的一方。此刻他们都因缺乏睡眠而极度疲惫,家里的生意停滞了,还有5个孩子拜托家里的老人带着。这对夫妻都只有36岁。

苏州的无望生活

孟凡森5岁时,初中学历的孟东夫妻俩从山东临沂老家到苏州打工,卖菜、搬运、捕鱼都干过,最后选定了开水产店。

他们是同学,自由结合。老家的青壮年差不多都走光了,种一年两季的小麦实在维持不了生活。孟东曾发誓,「混不好,永远不回山东」。他初中班里有40个人,他混得倒数,「我不打牌,不吸毒,做生意赚不到钱,我小孩太多了」。

相比较其他亲戚,他们的孩子确实多。王凡说,后几个孩子都是「意外」,怀上了又舍不得打掉,「大脑一根筋,没想开」。在苏州相城区的家里,王凡的母亲,70岁的老太太给出另一个解释,「自己父亲是独生子,就想多生孩子,生很多,好帮家里干活」。

水产店的生活紧张、重复而枯燥。午夜12点,孟东开着货车去进货,凌晨三四点王凡起床了,开始准备出摊,孩子们起床后,随便吃口早点,5个孩子一块儿坐1个半小时的公交车去上学,留下孟凡森待在家里帮忙。他最擅长的还是杀鱼,随着年纪和力气的增长,现在已经杀得比母亲还快了。


2010年,一位网友上传了孟凡森娴熟杀鱼、眼神犀利的照片,随后,「杀鱼弟」走红网络图源网络

下午5点到晚上九十点睡觉前的数个小时,是王凡能给予6个孩子的最多时间,平均到每个人身上不到1个小时。如果不幸夫妻俩吵了架,那一切就会变得更糟糕,「学习好就好,学不好我们也没有时间问,主要就是催促写作业」。

孟凡森的父母不是个例。就职于北京工友之家的学者吕途发现,打工父母普遍在对孩子的教育上,更多只重视子女的学习成绩,而且,缺少时间和方法去关注子女的综合发展和心理健康。这个结论被她写进名为《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的书里。

也有人对苏州流动儿童的主要性格和心理做过调查。一个数据是,小学生轻度或重度孤独者占调查总数的85.6%。

在孟凡森家,两个男孩睡一间,4个女孩睡一间,一家八口人挤在水产店50平米的店铺里。没有一张可以用来写作业的桌子,只有几把凳子。一张茶几上放着成堆的馒头和喝了一半的优酸乳。客厅里有一台电视,一架风扇,门口有一大盆已经泡得发黑了的脏衣服。

孟凡森的屋子上着锁,家里其他可见的场景:脱落的墙壁,昏暗的光线,胡乱塞在整理箱里的衣服,堆成一床的被子,散落在地上各处的玩具,发黑的香蕉,缠在一起的充电线。

女孩们的卧室贴着3张奖状,一张是数学比赛的名次表彰,其余两张则来自运动会的跳远项目。


孟凡森家客厅一角 荆欣雨摄

站在孟凡森曾生活的环境中,我想起研究过自杀问题的北大副教授吴飞写下的那句话,「家庭中的自杀问题关系到的是个人的幸福和尊严」。

向窗外望去,挂在门上的水煮鱼调料遮盖住了大部分视线,6个装水产的缸子已停用多时。整个市场的门面几乎都由外来打工者经营,他们的顾客也大都是附近城乡结合部的居民。他们的子女只有两种选择,成为留守儿童,或留在苏州,艰难求学。

王凡告诉我,他们对于苏州的城市本身一无所知,刚来时由于语言不通,做生意举步维艰,现在也只能听懂部分的苏州话,也从未去哪儿游玩过。小女儿在苏州出生,开学要上小学二年级,也不会说苏州话。

也许网红「杀鱼弟」的诞生曾是个转折,但最终也没有激起什么水花。孟东对此更多的是抱怨,「总有人来问,怎么不让孩子上学?」那块红色的「杀鱼弟」店面招牌,他说是菜场给做的。生意没什么好转,每个月赚4000左右,大闸蟹上市的季节能多些,而店面的租金每年还要3万左右。

孟凡森曾经上过的是附近一所专为打工子女开设的小学,这所小学在几年前因为违规而停办了。他曾在接受采访时提到喜欢上学,但父母显然认为他没有办法在学校里取得令人满意的成绩。


孟凡森在课堂上 图源视觉中国

吕途在书中也谈到打工子女的学校经常会出现的问题:教学条件差,教师流动性高,辍学风险很大,课堂纪律很难维持,班级人数众多。苏州的外来人口在2015年已超过本地人口,成为深圳之后的第二大移民城市,有半数以上学校内超过50%的学生是打工子女。

一位来自苏州教育科学研究院的教研员发现,在一所打工子女占95%以上的学校英语课堂上,只有四五个学生可以回答问题,通常10分钟完成的教学任务,要用到45分钟。

早早辍学的孟凡森的生活空间很狭窄。他没什么朋友,不上网,没有QQ,只用父母的手机玩玩吃鸡。传闻他购买农药的店铺就在不远处,但店主对此表示否认。

他的弟弟妹妹们还在上学,学习成绩都不突出。孟东解释因为他们没有房子,只有补交夫妻俩的社保费,才能达到当地流动人口随迁子女积分入学的要求。用他的话说,这么算下来,每学期在每个孩子身上还要多花1000元到2000元不等的费用。

在吕途眼里,像这样的外来人口积分入学政策,「是一种歧视」,用父母的门槛限制孩子入学,无形中造成贫困的传递。

我问王凡,老二和老三上初中了,以后高中怎么办呢?回老家高考吗?

在孟凡森的病床前,她像是被这个问题击倒了一样,双手捂着自己泛红的双颊,她说她还没想过,她只希望她的孩子,以后可以过得比她现在要好。

在一个炎热的午后,我到达孟凡森的家里。他的外婆独自坐在空荡荡的客厅。已是午饭时分,她不知道几个小孩儿去了哪里,不知道如何能联系到她们,不知道外孙子因何喝农药,也不知道女儿女婿是否经常吵架,她只是向我讲述生活的贫穷,「日子实在太难过了」。

700公里外,孟凡森的观察期还剩下5天,如果能平安出院,他的人生还很长很长。

(陈秋晓、罗婷对本文亦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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