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岁男孩咳嗽住院后成植物人 医患调解后家属报警
来源: 南方都市报
2017-04-27
4月24日下午,广州越秀区市政中环大厦,广东和谐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11楼会议室。

一张大长桌,围坐了十几个人。一头,是人民调解员,四位医学专家、两位法律专家、书记员分坐其两侧。另一头,挨坐着陈华良、姚翠夫妇,姚翠的弟弟,还有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3名医生。

14:45,调解员介绍参会人员,书记员宣读纪律。

会议开始。

10岁男孩咳嗽住院后成植物人 医患调解后家属报警

这是一场医疗纠纷调解评鉴会。针对的是陈华良夫妇的儿子——10岁男孩陈幸。一年前,陈幸到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人民路院区住院。两个月后,他成了植物人。这一年,他躺在病床上,从未离开。

为此,陈幸的家人和医院开始了一年的拉锯战。这天的调解会,已是第三场。

材料

陈华良有备而来。他挎着一个红色行李包,径直走进会议室,掏出20多厘米高的资料,摆在桌面上,向旁听席的10多名记者派发了三轮。调解员想帮他,被拒绝了,“不用不用,因为你不知道(发哪些)”。

“请问下医学专家在哪里?这是脑脊液的检查报告。”给记者派完,陈华良又大声询问。此时,调解员已开始介绍参会人员,示意陈华良回到座位。他仍然走过去,将材料递给医学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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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家属带来了厚厚的材料。

数十页的材料,介绍了陈幸治疗的经过。去年5月,陈幸因“咳嗽月余”到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人民路院区呼吸科就医,入院第5天出现呼吸心脏骤停,心肺复苏抢救后被送往儿童重症监护室,48天后,转到神经康复科普通病房。从那时起,除了能自主呼吸,陈幸成了不会动、不会说话,也没有意识的植物人。如今,他在医院已住了将近一年。病历资料,攒成了一摞摞,一叠叠。

其间,陈华良一家人不断投诉。就连调解,今天也是第三次了。

第一次,是2016年9月。陈华良一家人到会场后不愿签到参加评鉴会,会议在患方缺席情形下照常召开。

第二次,在2017年1月。医患双方均派人参加。

当事另一方,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三名医生——医务科张医生、呼吸科印主任、住院总曾医生,冷静、沉默地坐着,等待着调解的开始。

主持调解的,是成立于2011年的广东省医调委。这个为医患双方提供免费调解的平台,独立于行政和司法系统外,由法律和医学等专业人士组成。这天到场的,除了人民调解员、书记员,还有4位医学专家,2位法律专家,均由省医调委负责邀请。

调解评鉴会的结果,将参考6位专家的意见。

情绪

“我儿子5月14日呕吐严重,晚上6点至(次日)凌晨2点,挂急诊······”

首先开始的是家属陈述环节。陈华良介绍得很详细,精确地说出所有时间节点、涉事人物。在提到“曾医生”时,他的手指向坐在右手边的曾医生。曾沉默,挨着他坐的张医生伸出手挡了一下。妻子姚翠也示意丈夫收回自己的手。

“我怕他们不知道我说谁,不好意思”,陈华良随后解释了自己的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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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华良提到了医院“窜改病历”。“这上面很多漏洞,地址错误······还有CT报告,你说我儿子的入院记录不是伪造的是什么?”他边说边站了起来,提高了分贝,不停敲着桌子。

“请控制下你的情绪。”调解员提醒。

坐下才说几句,陈华良又站了起来,“我还有一份材料没有给(大家)。”

“你先坐下。”

“我边说边派(材料)。”

“你坐下说。”

“你别打断我,我都不知道说到哪了。”陈华良走在专家身边,有点急躁了。

“你这样,我不想参与这个评鉴,没有意思,哪有这样做事的”,“你客观阐述,直接说你孩子怎么不舒服的,因为你有些话对鉴定没有意义。”对于陈华良的情绪,专家们纷纷提出了意见。

回到座位上,陈华良冷静了没多久,情绪又上来了,“说实话,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我儿子呼吸科4天的经历,我不敢回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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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翠也忍不住了,断断续续插话,“我儿子那几天,不停发现新情况,为什么医生不跟踪呢······”“我好好的儿子来到医院,被治疗成这样······”话中夹着方言,不甚清楚,手在空中比画,偶尔拍拍桌子,最后直接别过头,哭了起来。

“莫哭了行不行,你真烦。叫你不来你非要来,等一下(哭)不行吗?”陈华良忍不住了,用方言大声责备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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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乱、嘈杂、断断续续,属于家属的15分钟陈述就此结束。

医院方的陈述很简短,呼吸科印主任用5分钟讲完了陈幸的治疗经过,语气平和,充满了专业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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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3人离场,把办公室留给专家和家属。

细节

“刚刚他们说的有漏洞!”院方一走,陈华良和姚翠按捺不住了。

“作为专家,我不希望这样做评鉴,你吵得我们没办法思考问题。”一位医学专家皱起眉头,提醒他们。

总算安静下来。

6位专家一一提问。聚焦的是陈幸从入院到心脏呼吸骤停,这五天的细节。

“孩子入院到出现病情加重,这段时间多数情况下是躺在病床上的还是自己可以下地?”

“我儿子5月15到16号可以在病房走的······”

“回答到这里就可以了。”

“17号下午已经昏迷。”

“大小便在哪里?”

“在床上。他喜欢吃真功夫······”

“好,好。”医生接过话头,提醒陈华良不用展开谈。

呕吐的状态、头痛的样子、眼睛是否能睁开,不再咳嗽、站不起来的时间节点······陈幸患病的细节、状态、材料,专家从家属的嘴里一一核实。

接下来是医院方,患方回避。专家将刚刚的疑问,再次一一抛出。

“16、17号,陈幸都可以自己走路吗?”

“可以,包括17号会诊时,他都是自己去的。”

“18号也可以吗?具体怎么样?”

“18号我看着他爸爸拿个缸子,扶着他在床上小便,晚上10点钟的时候。”

询问完毕。医院方、患方被安排到不同的等候室。

会议室的大门关闭,专家们开始讨论。及时确诊,对病人的干预能在多大概率上阻断病情?心跳呼吸骤停的时间,对目前病情的参与度有多大······

6人逐个发言,陈述观点。然后讨论、提问、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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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除了医院方和患者方,还有医学专家、法律专家、书记员和人民调解员。

责任

专家的讨论持续了47分钟。

附近的家属等候室,省医调委主任王辉陪着7个家属。孩子父母、舅舅、两个姨夫、姑妈和表哥。

“你们现在说什么也要讲证据,如果对这里调解不满意,你们要去走司法程序。”王辉说。他已与家属沟通过数次,此次调解会,也经由王辉约谈家属而成。

“我们不会走法律,我们已经没有钱了!”舅舅突然站了起来,拍了一下桌子。

“我们治疗的钱都是向亲戚借的!”姑妈的声音也提高了八度。

“我们三个就算死也要待在医院了!”姚翠也站了起来,连续拍了多下桌子。

她突然哭了起来。“我要我的孩子,他才10岁啊!”一手揽起两张抗议的横幅布,打开等候室冲到门外,瘫倒在走廊上,哭喊声回荡在整条走廊。

陈华良双手紧抱着头,眼睛通红,低声地嘟囔着“我的头快要炸裂了”。

姑妈和一位调解员合力把姚翠抱起,搀扶回到等候室,调解员端来茶水,劝姚翠先喝下。陈华良从后面抱着妻子,“别哭了······”声音低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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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候室的门关上,走廊恢复了平静。

专家们终于给出了医疗责任评定意见。

六位专家中,认为医方承担赔偿责任比例在30%的,有三位。一位的意见为21%-30%,一位的意见为21%-40%,还有一位的意见是31%- 40%。医疗责任评鉴决议书上写着:“可这样认为,患方疾病的严重性及复杂性是造成患儿出现呼吸衰竭的主要原因,医方的欠缺、过错参与度为次要因素为宜。”

对赔付金额的法律意见一栏,法律专家写着:精神抚慰金建议支持4万元。

对于这个结果,陈华良仍然不满意。但他也不想上法庭,因为“打不起官司”。专家闭门会议时,他报了警,希望警察去调查医院“窜改病历”的事情。

结果即出,曲终人散。医方、专家陆续离开了。

陈华良还没有走,他站在省医调委的楼下,等待着警察的到来。

来源: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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