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光棍村”:五兄弟四人未婚 常有女人来骗婚(11图)
来源: 腾讯
2017-01-30
今年56岁的汪诚志,称自己还是处子之身。

网上搜索“安徽 光棍村”,有八万多条结果,大部分关于汪诚志的家乡——岳西县青天乡老鸭村。这个1600多人的村子,在2014年统计时,30岁到55岁的未婚男性达到112人。

去年8月,有媒体报道称,这个村子体现了农村生活的两难境地:对贫穷的不懈逃避与土地的束缚、性别的不平衡以及对老年亲属的职责。此时,老鸭村已因两个月前“光棍村”的报道为外界熟知,不少电话打到村支部,咨询村里“光棍”的情况,还有女人专门找到村里来看“光棍”。

1月8日,村支书熊寿青说起此事,对澎湃新闻记者解释说:去年和前年,村里每年有二十多个“光棍”结婚,现在已经没有那么多“光棍”了。

村里山高林密、峰峦起伏,是远近闻名的“穷山冲”。2010年,六潜高速公路通车,它穿越了大别山,却没有给老鸭村带来多少便利。从岳西县城到老鸭村,四十多公里的路,经中国最长国道——318国道,再转209省道,绕山要走一个半小时,而到汪诚志山坡上的家,还需要走上一段泞泥的土路。

到汪诚志家有一段土路,中途只有几户人家。 本文图片均为澎湃新闻记者 明鹊 图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达到113.51(以女性为100)。在过去一段时间里,这个数字甚至更大。学者们研究发现,性别失衡导致的“婚姻挤压”正在偏远和贫困地区发生。

汪诚志二十多年没有出山了,他在浙江打工的三个弟弟,至今也都还没有结婚。他们从贫困的农村出走,几年或者几十年,又成为高楼林立的城市中的“光棍”者。

“光棍”

见到汪诚志时,他正坐在草坪的凳子上看《鲁迅文集》。

1月9日,汪诚志在家里的草坪看书。

大别山深处,汪诚志的家坐落在山坡上,边上种了樱桃树、梨树、板栗树等。汪诚志说,“等到春天的时候,花开得漫山遍野都是。”他身后的土木结构的房子已经倾斜,在阳光下散发出腐朽的气息。

1989年前,汪诚志走南闯北,去过安庆、北京等地。“十几个姑娘追着我跑,我那时候的条件不错。”汪诚志说,他那时长相英俊,还见过世面。

“那时你怎么不选一个姑娘?”记者问。

汪诚志摇着头说:“那,我又不是随便的人……”

汪诚志家的书。

1986年,汪诚志用自己赚的钱修了新房子,也就是他现在住的土木房,但就在1989年,汪诚志到北京做木工时,检查出了慢性肺病。

“那时经常喘不过气来,过一天算一天,有时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随后汪诚志回到安徽老鸭村,隐居在大别山的土木房子里。

“当年,我和我爸坐在一起,村里的医生说我可能死得更早。”汪诚志说起那段凄惨的日子,父亲1991年过世,几年后,母亲也过世了,他以为自己很快也会跟着走。

“去一趟小卖部要歇气三四次。”从山坡上的家到小卖部,沿着山岭一直往下走,大约两公里的泥泞土路,汪诚志要走上一个多小时。

封闭在大山里的汪诚志,放任自己等死,没想到精神一天天变好了。如今,除了去小卖部买“红三环”和生活用品,他很少离开家下山,“两块钱一包的烟”,他掏出“红三环”说。

“他银行的钱,都是我给他取的。”住汪诚志家山下的金家富觉得,汪诚志是个聪明人,理发、杀猪、搞木匠……什么都会,因为生了一场大病,后来出门的次数屈指可数,“他经常一个人在家里看书”。

“出去做什么呢?我又没有钱,身体又不好。”汪诚志说,更不要说谈对象了,村里也没有合适的女人——五弟汪诚兴在家多年都没有找到对象。

从北京回到家时,汪诚志快要30岁了,他在家里种了菜、烟叶,茶叶、以及各种果木树,但他没有力气种粮食。“早上吃了玉米耙,中午还吃玉米耙。”回家后的很多年,因为身体有病,汪诚志靠几个兄弟接济,大约六七年前,弟弟们都去了浙江打工,家里只剩下他一个人。

三年前,村里给他定了“五保户”,生活费从此有了着落。“政府免费给他们建了房子,过不了多久就能搬进去住了。”青天乡副乡长王泽平说。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老鸭村交通闭塞,经济落后,加上个人原因,汪家五兄弟,除了大哥汪卫东外(他十几岁离开村子,当兵转业成为公务员,八十年代初就结婚了),四个弟弟至今都没有结婚。

汪诚志八十年代买的缝纫机。

今年37岁的汪诚兴称,二哥汪诚志年轻时很有女人缘,因为照顾家里耽误了结婚。“我父亲身体不好,大哥当兵出去得早,家里的重任落在二哥身上。”汪诚志13岁当家,那时汪诚兴还没有出生,他们相差了整整20岁。

“迁徙流动受限时,婚姻圈比较小,但男女比例比较平衡,总是能在村子和附近村子找到对象。”翟振武接受澎湃新闻记者采访时说,现在农村四五十岁左右的“光棍”,主要是因为贫穷和人口流动导致。

上世纪九十年代起,人口开始大规模流动,很多女人跑到城市打工,她们不愿意再回到农村来,导致农村条件差的男性找不到女人。对于一些农村的男人来说,错过了最好的机会,就错过了一辈子。

汪诚志八十年代买的钟山手表。

56岁的汪诚志已经不想结婚了,“找一个女人,我也养不活她。”他有些泄气地说,回家后有一段时间,他也曾想找一个女人,但那时已找不到合适的人了。

“我现在就想给我家老小(汪诚兴)找对象。”他说。

女人

岳西县青天乡计生办提供的数据显示,老鸭村的男女性别比为113.5。

从汪诚志的家往下走,不到200米的距离,就是44岁金家富的家。屋子里整洁干净,灶台还冒着烟,碗柜下面一个红色的塑料袋,装着十来斤的猪腿,那是他即将结婚的侄女送过来的。“她年后(春节)结婚,嫁到我们岳西县城。”金家富说。

20岁的王丽在家里开淘宝店一年,她说还没有想结婚,如果结婚应该也是嫁到外面。

村里年轻的姑娘都不愿嫁在村里。1月18日,24岁的姑娘王芳结婚,在家里刚修了一栋别墅的父亲,把女儿送到县城周边的男方家里。今年20岁的王丽,一年前因生病留在家里,现在每天打理她的淘宝店,“如果要结婚,肯定希望嫁到外面”,她说。

金家富告诉记者,村里的女人,不少外出打工就结了婚,很多嫁到了外省;一些后来回到家乡的女人,也都嫁到岳西县城及周边的乡镇,“年轻的女人都往外跑,上了年纪的女人又都结婚了。”

王芳的父亲很高兴的拿出女儿的婚书。1月18日,王芳嫁入岳西县周边。

王泽平补充说,村里嫁出去的女人大约占到六成。而村里的男人“70%找的是外地女人,很多都是外出打工时找的”。

在福建省统计局普查中心副主任姚美雄看来,男多女少会引发“婚姻挤压”。他此前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高龄男性会向低年龄女性中择偶,挤压到一定程度,城里男性会找农村女性,富裕地区的男性会找欠发达地区的女性。

十六年前,金家富打工认识一个外地女人,两年后,两人结婚回了老鸭村。2009年,老婆跟村里一个“光棍”跑了,从此他独自带着儿子生活。“说不恨是假的,但那有什么办法?”金家富说起前妻,露出复杂的表情。他掏出两人之前的合影:照片里的女人青春靓丽,有邻家女孩似的纯真。

妻子走后,他借钱买了一辆摩托车,每天早晚接送小孩上学。“山里路不好走,骑车要二十几分钟。”金家富送了七八年,开始送到五六公里外的村部小学,后来又送到十几公里外的乡里中学。

他希望儿子读书走出去。村里“光棍”很多没读过书,条件也不太好,“留在村里没有什么出路”,金家富说。

不少村民如今种上茯苓天麻、茶叶和桑叶等经济作物,但金家富没有多少时间去做,更不要说外出打工。唯一让他欣慰的是,14岁的儿子成绩不错,上次语文还考了第一名。

去年8月,金家富收到一份湖北荆州的来信。45岁的离异女性李芬(化名)在信中说:“我在网上看到你的资料,冒昧写信给你,不知道你能不能收到,如果你及时联系了我,说明我们有缘。”信中,李芬留了手机号码和QQ号。

“我看到网上的新闻,所以写信过去试试。”李芬对记者说。事情源于2016年6月,某网站刊发了一组图片新闻——“光棍村的期盼”,里面写到老鸭村中“光棍”的故事,其中就包括金家富。

两人电话联系了一个月,李芬拖着一个粉色的箱子来了,金家富开着摩托车到岳西县城接她。

“我喜欢农村,觉得在城市飘了很多年,想在农村安定下来。”李芬在村里呆了13天,对老鸭村印象不错,对金家富感觉也好。

因为不习惯农村的生活,李芬后来提出外出打工,“我又不会干农活,想赚点钱再回去。”李芬说,她把衣服及首饰都留在了金家,打算过年时再回老鸭村去。

两人十几天的相处,金家富是满意的,“当时觉得她还靠谱”,但李芬后来又叫他寄钱过去,因害怕上当受骗,金家富转变了态度。“有一段时间没联系了”,这个曾被女人伤害过的男人说。

但李芬对澎湃新闻记者说,她并没有想骗钱,她去老鸭村也花了不少钱,“我还给他买了件皮衣寄回去。”李芬说,她没想到金家富突然转变态度,她现在已经不敢再回去了。

在李芬出现之前,金家富也曾在村里相过亲。三年前,隔壁村一女人老公过世,村里有人给金家富做媒,他满怀希望地跑过去一看,对方早跟村里一个“光棍”好上了。

“想找个离婚的,安安稳稳过日子,但在村里找太难了。”金家富说,他打算搬进新家前邀请李芬来,如果她愿意,他希望两人能好好过日子。

村庄

2016年10月,小卖部的水泥路爬上了汪诚志家所在的山坡,修到山下大约一里远的距离。这个偏僻的穷山村在悄然变化——

老鸭村新修的水泥路和新建的楼房。

当年5月3日,老鸭村60KW的光伏发电站并网发电,乡里动员还没有道路硬化的自然村和生产组筹款,做硬化工程和“路窄改宽”。青天乡党委书记吴德全说,村里90%的家庭盖了新楼房,盖不起新楼房的19户,也成为了扶贫搬迁的对象,“像汪诚志、金家富他们,很快都能搬到新房子住了。”

老鸭村新建的楼房。

2016年夏天,村委引进了某农业生态公司,流转山场近1800亩,种植了中药材皂刺、油茶,以及茶叶等,希望带动更多的农民致富。“如果肯干的话,养家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村支书熊寿青说。

“以前(老鸭村)是青天乡最偏僻落后的一个村,现在交通和经济改变很大。”隔壁河口村村民纪卫华说。去年6月,一篇刊登在当地媒体的文章《脱贫纪实:青天老鸭村“双脱”记》称,“在支柱产业和一系列扶贫政策的推动下,老鸭村部分村民实现了先‘脱贫’后‘脱光’。

这个1600多人的村子,现在还有多少“光棍”?熊寿青告诉澎湃新闻记者:2014年统计时,30岁到55岁的“光棍”有112人。去年和前年,村里每年有二十多个“光棍”结婚。

“四五十岁的光棍,错过结婚年龄后,现在很难找对象”,王泽平说。还有一些“光棍”因为身体或智力障碍,也没有能力结婚。

在像老鸭村这样的偏远山区,婚姻资源很大程度与经济实力相关。中新网曾援引一份调查称,越是偏远落后、自然环境和生活条件差的地区,彩礼越高,一些农村婚龄男青年因负担不起彩礼钱而长期单身,很多家庭因婚致贫。

汪诚志的家。

去年夏天,老鸭“光棍村”的报道出来时,24岁的占继储正在上海上班,他为自己的家乡上了“头条”而惊讶,却也感叹“这是事实”——他的妻子是外地人,结婚时彩礼花费了十万左右。而王泽平告诉记者,即使在村里结婚,彩礼也要“两三万”。

媒体报道后,很多女人打电话到“老鸭村”村支部打听村里“光棍”的情况。“还有很多跑到村里来了,50岁的女人,25岁的女人也找过来,我介绍了下就把她打发走了,有几个在村里呆了好几天。还有一个美国人,开着一辆黑色的小车来了,跟我说要到越南带一批女人过来,我干脆不理她。”熊寿青说,报道出来后的两个月,他“每天都接到电话,影响很大!”

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所长李树茁,2010年牵头做的《中国的性别比失衡与公共安全:百村调查及主要发现》显示,接受调查的364个村庄,有约30%曾发生过骗婚行为。

对于这些外地来访的女人,老鸭村村民有了很强的警惕心:“来做什么,骗子呗……”“她们不可能待下来,还有25岁的……”“有两个女人跑来看我,我当时在外面干活,没有见面,为什么?你说谁敢相信啊……”

“没有一个留在村里。”熊寿青说,来村子里的这些女人,最长的在村里呆了13天——“就是到金家富家里的那个”。

1月6日,记者刚到老鸭村时,遇到六十岁的村民王军,他一边介绍村里的“光棍”,一边上下打量着记者,同时发出“嘿嘿”的笑声。而七十多岁的金声旺,听说记者要找汪诚志时,热心地告诉记者:“汪诚志不好,我给你找个好一点的,和你般配的。”

当大家都关注外来女人时,44岁的“光棍”姚国富,谈了半年多的女朋友“跑了”。“她去外面打工,还把我手机拉入黑名单,我打她电话也打不通了。”姚国富看着天花板说,他原本打算搬进新房就结婚的——那是一栋由政府出资修建的平房。

村外

在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复旦大学教授彭希哲看来,“光棍村”历来就有,以前主要受贫穷和人口流动的影响。

“从八十年代开始,每年至少100万的女性婴儿少出生,经过这几十年的积累,贫穷的男性成为‘光棍’的可能性增加许多。”彭希哲说,人口性别失衡的影响越来越突出,在未来二三十年将会一直存在。

“光棍”这一群体,长期缺乏配偶照料和关爱,生理上缺乏满足的途径,成为名符其实的弱势群体。“他们如果到外面打工,可能会比在村里好(找对象)一点。”翟振武说。

在老鸭村,1600多人中大约有20%的人外出务工。六年前,汪诚兴离开了老鸭村,来到浙江临安市青山镇打工。“刚来的时候,这周边都是农田。”坐在一栋崭新的玻璃房里,汪诚兴看着外边修剪过的花木说。

他是这栋大楼的保安负责人,但每个月的工资只有两千多一点。“做保安最好的年纪是二十多岁,很多地方都需要形象岗,工资有三四千块钱一个月。”37岁的汪诚兴突然摊开双手,接着身体往后一靠说:“我都不知道自己怎么混成这样。”

因为家里穷,也不喜欢读书,初中毕业后,汪成兴辍学到安徽桐城县待了大半年,“去我大哥那里玩。”2000年时,老鸭村村小原来的老师走了,汪诚兴成为那里的代课老师。

“开始300块钱一个月,后来500块钱一个月……”那时,学生数量已经很少了,最多的时候三十多人,最少的时候只有十几人,有个别学生只比汪诚兴小几岁。

汪诚兴赶上了21世纪初的“撤并村小潮”,各地农村学校的布局大调整,很多村小消失。2007年,他所在的学校也撤销了。

汪诚兴离开了家乡,来到四哥汪诚东所在的浙江临安市打工,希望就此改变自己的生活——此前在村里教书的六七年间,他没有谈过一个女朋友。“年纪相仿的都出去打工结婚了,年纪小的不少都是我的学生。”离开“老鸭村”时,他已经超过二十八岁。

一开始在工厂做工,汪诚兴感觉受到歧视,“好的岗位都给了本地人”,他又进了一家保安公司。

“当地人认为保安是老头儿做的工作,年轻人做保安都是因为平时比较懒。”汪诚兴说,他不知道自己可以去做什么。他喜欢安稳的生活,当上一家待过的保安公司提出将他派往杭州时,他拒绝并辞了职,“哥哥在临安这边,我想我们都是‘光棍’,如果分开了,不知道有什么动力努力……”。

四哥汪诚东在水泥厂搬运水泥,每月工资四五千块钱,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外出打工;三哥汪亚明五六年前从家里出来,跟汪诚兴同在一家公司上班,后因同样的原因离开了公司。“他眼睛有问题,原来在家里被火烧伤了。”汪诚兴说起三哥汪亚明,后者找了一份园丁的工作,每月工资一千多块钱,在外面租了个三百块钱的房子。

十几平米的房子里,有一台老式空调,21英寸老式彩电,是他们花几百块钱买的。汪诚兴说,三兄弟两三天就会见一次。平时除了上班外,他偶尔看看电视或者新闻。

2009年,通过朋友的介绍,汪诚兴与临安市昌北镇一位姑娘相亲。“女孩妈妈说我们属相不合,仅仅就见了一面。”三年前,汪诚兴和临安市一女孩交往,结果女方说没感觉,半年后两人就分手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我太诚实了吧”,汪诚兴称自己性格内向,不善交际。而47岁的汪诚东和49岁的汪亚明,如今几乎已放弃找对象,“他们就希望我能找到”,汪诚兴说。

早几年开始,汪家几兄弟就想凑钱在临安市买一套房子,当时汪诚兴心想,如果买了房子,找女朋友应该容易些吧!

1月17日,四哥汪诚东坐车回了老鸭村。当天中午,留在临安市的汪诚兴指着单位对面的一个小区说:“对面的房子现在涨到9000块钱一平米,我们首付都不够付了。”

2012年11月,发表在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的文章《“光棍”聚集与社区公共安全——全国百村调查的研究发现》认为,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群体,对婚姻和性的渴望往往刺激买婚、骗婚、性交易和拐卖妇女等违法犯罪活动; 同时,大龄未婚男性正常婚姻和家庭生活的缺失,带来其心理和生理的双重压力,刺激了该群体内部打架斗殴、抢劫、婚姻买卖、性侵害等违法罪行为的发生。

在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姜全保看来,要解决这些社会问题,一方面要发展地区经济,提高这个群体的谋生技能。另一方面,针对农村高额的彩礼,要倡导移风易俗。对已经年长的“光棍”,政府还要妥善解决他们的养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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