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后的性与爱:身体永远在场(6图)
来源: 南都周刊
2015-10-22
作者: 阳朔美
标签: 心灵疗法
任何一种避孕措施都不能保证100%,女孩意外怀孕了,社会道德不应该再给她一个枷锁,成为一个罪人。 

90后的性与爱:身体永远在场(供图/华盖)

2014年冬天,快从大学毕业的淑婵有了关于毕业设计的最初想法,但几乎没有人相信她可以完成。她要找30位有过堕胎经历的女性拍摄裸照,再记录下她们的堕胎故事。她为这个毕业作品取名为《孩子,你是这样离去的》。

身体是亘古久远的战场,福柯说权力和政治大规模地宰制和包围着身体,而对于淑婵而言,身体的意义在于,“女性从孕育,到人的生与死,经历的苦难都会在身体上留下痕迹。另外,站出来讲堕胎故事的女性本身就已经是坦诚相见了”。

(“天使”说孩子不是用来打掉的,是用来生下来的。)

12月17日,淑婵在社交网络上发布了自己的招募文字,配图是为朋友小彤拍摄的裸照。照片中的小彤手拿一张B超图。那是一年前她偷偷藏下来的照片,用画框裱起来。在上一年的12月17日,她去一家小诊所药流了一个多月大的“孩子”。那时候小彤22岁,在学校意外怀孕了,男友不敢负责。小彤拍照时的想法是:“在你第一个忌日,我想与你合张影。”

招募信息发布后的第一个晚上,淑婵就收到一个愿意被拍摄女孩的短信。她叫小珊,两人用短信聊至深夜。小珊在手机里记下:“遇到了这个世界上最好听的名字,淑婵。”

淑婵,当她想做这个项目的时候22岁,母亲有些反对。她从小就把女儿往乖孩子的方向教育,甚至严格规定每天回家的时间。一个未婚女孩去做这种事情,母亲心想,被人知道了不太好吧。

一周之后,淑婵先与小珊见了面。1994年出生的小珊,一年前做了人流手术。手术前一天,前男友喝醉了打给她,就说了一句:“不要恨我。”后来也没有勇气陪她去医院。当她进手术室时,陪她的闺密在外面大哭。之后的一年里,她饱受后遗症的折磨。

(小珊手术前一天,前男友喝醉了打给她,后来也没有勇气陪她去医院。) 

鬼节的时候,小珊的现男友陪着她,到处买衣服烧给“小孩”。“有时候我会想,如果当初不放开TA,TA已经会看着我笑了吧,会知道我是TA的妈妈了吧。”小珊对淑婵说。

告别的时候,子宫炎症导致的小腹疼痛已经让小珊直不起腰来。关上电梯的瞬间,淑婵在电梯里大哭起来。

随后她又赶回北京,给已经见过面的“天使”拍照。1990年出生的“天使”是个天主教徒,19岁还是高中生时,意外怀孕。当时她的第一反应是:“我孩子的爸爸怎能是这个人,我要和他分手!”

她并不喜欢当时的男朋友,心里挂念着另一个暗恋了6年的男孩,直到现在,她还保留着他当时送的手链。

她和男友是四处借钱做完人流的。听当时在场的人说,手术后意识模糊的她,抬手给了男友一个耳光。她如今已不记得那天是几号,跟“孩子”有关的一切,她都没有留下。从那之后,她再也不敢去教堂做告解,她相信每一个来到身边的人都是上帝安排好的。

“孩子不是用来打掉的,是用来生下来的。即便去最好的医院,找最好的大夫,吃最好的补品,那也都不是最好的。最好的其实是,让这个孩子从来没有存在过”,“天使”对淑婵说。

拍照的时候,“天使”手上拿着的,是那根珍藏的手链。 

(“天使”说孩子不是用来打掉的,是用来生下来的。)

胎儿是生命吗?

采访进行到将近一个月,淑婵的同专业师姐,女权主义者肖美丽联系到了她,肖美丽是女权行动派里的代表人物,几乎周围每一个关于女性主义的话题讨论都有她的影子。1990年出生的肖美丽,曾经从北京徒步到广州,想要打破女生不宜徒步、不宜冒险的偏见;作为同专业的师姐,她和淑婵一样,都尝试用身体来表现女性。

她曾经和朋友打赌,在微博放自己的裸照,看会不会被删除。全白的背景前,鲜艳的红唇,向外平静凝视、有一点点斜睨的眼光,裸露的胸口前用马克笔挑衅地写着“家暴可耻、平胸光荣”。她面对镜头,坦然接受注视的眼光,她明白自己正在被看,但又要把这眼光抵御回去。彼时,她还顶着一头短发,而两个月前,因为不满高校招生的性别歧视,她和朋友一起剃了光头抗议。

几乎就在肖美丽联系她的同时,淑婵的导师也推荐她去找肖美丽,因为“她对女权有了解”。但最初,淑婵并没有把自己的项目和女权联系在一起,她不太了解女权主义的理论到底有哪些。“有的人支持堕胎,有的人反对堕胎,那我到底是女权还是不女权呢?”

她们约在肖美丽的工作室见面。“我当时基本上是听傻的状态”,淑婵说,“身边全是女权主义者”。

女权主义者们首先对她提出了质疑,“你的题目有问题,怎么能说是孩子呢?”淑婵从没想过分歧会从这儿开始。“孩子”在她看来,只是对胎儿很普遍的称呼。

“胎儿不是生命,所以不能用惋惜孩子生命的方式来讲述女性堕胎的故事”,肖美丽说,“你考虑过你的展览中许多参与者都会怀念自己的孩子,会造成‘堕胎恐惧化’吗?”

“堕胎恐惧化?”,淑婵一脸疑惑。

“‘堕胎恐惧化’就是人们过分制造和扩大堕胎对女性身体的伤害。因为堕胎背后还有‘影响女人生殖力、生育质量’的暗示,再往后就是女人的价值与‘生育力”“身体’的绑定。不然,为什么没人讨论扁桃体手术呢?如果一位正打算堕胎的女性看了你的展览,她会作何感想?从你的题目到小彤的案例,都很容易让旁观者滑向不能伤害生命、揪出加害者的负面情绪中。”

“最开始策划这个项目时,我的确是抵触堕胎的,但后来发现它并没有绝对的对错”,淑婵回应。

“你想要讨论堕胎的话题,就必须明确立场,回答它的本质问题:胎儿是不是生命?”

在这个问题上,肖美丽向来立场明确。她曾跟香港作家廖伟棠在微博上争论胎儿是不是人,廖伟棠说:“不知道你是否怀孕过,只要你抚摸过轻轻动弹、会趋光的胎儿,你就不会说出这句话。”肖美丽当时答:“你也没有怀过孕吧?”

而在那个夜晚,那个地点,淑婵给的答案是:“我没办法回答……没办法回答。”

虽然她为女权主义者的行为感到振奋,但她始终隐隐觉得,自己还有更多的东西需要去探索。

(喵喵说:有时我甚至会觉得,这(堕胎)是我成长过程中比较好的经历。) 

被压抑的需求

在大多数采访对象中,未婚女性都会谈起失去孩子的痛苦,22岁喵喵是很例外的一个,她跟淑婵说:“有时我甚至会觉得,这(堕胎)是我成长过程中比较好的经历。”

她是在18岁时堕的胎,彼时生活一片混乱。和堕胎并行的,还有在医院做癌症手术的母亲,和即将到来的高考。喵喵发现自己怀孕时,本来有点窃喜。但她和男友都认识到无力抚养小孩,于是决定堕胎。这件事情被高考的紧张感冲淡,直到很久之后才会想起来。

因为这件事情,喵喵和男友的关系反而更好了。没有出生过的孩子,变成了他们之间的纽带。直到目前,手术似乎也没有给她带来身体伤害。

“我觉得有些女孩之所以因为失去孩子而痛苦,其实是因为没有得到男方对她付出的肯定,因而将其归结为失去骨肉的痛苦”,淑婵说。

她又去重庆和骁红见了面。两人同为1992年出生,聊起来没有拘束。编剧专业出身的骁红,每句话都像抒情散文。

在高考复读那年,骁红爱上了为她补习的老师。老师大她十岁,已婚。上大一时,骁红独自去西藏,遇到另一个男孩,怀上了她的孩子。从怀孕之初,骁红就没有考虑过是否要留下这个小孩,因为“孩子爸爸不是我爱的老师。所以TA生下来一定会秉承那个西藏男孩的幼稚自私。如果是我老师的就不一样了,TA一定会很有灵性、很追求美、很向往自由”。

骁红想,如果怀上的是老师的孩子,克服万难也会留下。

拍照的时候,骁红抱着一本记录着对老师感情的日记本,上面写着:“太阳和石头永远都是情人。”如果怀上的是老师的孩子,她说克服万难也会留下。

淑婵还遇到过1990年出生的Kym。Kym在美国读书时,通过微信“附近的人”认识了David,并对他产生了爱慕。但David已经结婚了。美国的生活一直不太顺利,在Kym回国前的最后一晚,她与David发生了关系。一个月之后,她发现自己怀孕了。时空的自然断裂,让Kym一直都很清醒,她自己吃了流产药。

被拍摄时,Kym拿起波伏娃的《第二性》。在最艰难的日子里,她一直在读这本书,“感觉是它为我那段人生画上了一个句号。”

毕业展览完成了几个月后,Shelly才找到淑婵。“她是个很可爱的姑娘”,淑婵说。1991年出生的Shelly,在她面前数了数和自己发生过性行为的陌生人,三十多个,大多是通过陌陌豆瓣等认识的。她怀孕了,在手术前仍不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最后,是作为妇科医生的母亲亲自给她做了堕胎手术。

其实,母亲常常跟她讲不安全性行为可能会有的后果,也告诉过她堕胎可能会有的伤害。但就像一种无法控制的反叛,Shelly需要靠这样的方式来抒发自己由来已久的压抑。

“她情绪上一直很开心,跟我讲怎么认识这些男生”,淑婵笑笑:“一直讲到她姐姐问,你真的不打算要这个孩子吗,她才在我面前流了泪。” 

(Kym最艰难的时候,一直在读波伏娃这本《第二性》。)

今年八月,淑婵路过李银河的讲座,听到她说:“现在的年轻人已经可以把性看成一件美滋滋的事情了,但对性用品的需求是被压抑的。”

她又想起了Shelly。

淑婵的项目还在继续,她想可能再做十年也不一定。她印刷的小册子,已经卖了400多份,所剩无几,但母亲始终没有看过她的作品。

她现在特别希望自己可以早点结婚,早点有小孩,女孩们的故事让她觉得这种安全感来之不易。有时候走在路上看到一个女孩,她也会想象,她是不是有相似的经历。

她很认同女权主义者们告诉她的:“任何一种避孕措施都不能保证100%,女孩意外怀孕了,社会道德不应该再给她一个枷锁,成为一个罪人,女性应该有自主的生育权。”

肖美丽觉得:“淑婵还是落脚到情感方面,我没有说服她”,在淑婵看来,她本来捧着一株小草,想寻找另一株,没想到走着走着,展现在眼前的是一片森林。“或许十年后,又不一样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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