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谁在退居二线前突击提拔“自己人”?(5图)
2017-02-15
  

  2月14日的《人民日报》,对部分退居“二线”的领导干部喊话。

  《人民日报》发表的这篇题为《正确看待“二线”干部的“退”》的文章称:少数领导干部退居“二线”后心不甘、情不愿,退居“二线”前夕突击提拔“自己人”,为自己“留后路”。

  记者注意到,早在2002年发布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中就有明确规定,“不准临时动议决定干部任免”;“不准在机构变动和主要领导成员工作调动时,突击提拔调整干部,或者干部在调离后,干预原任职单位的干部选拔任用。”

  2014年1月修订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和印发的《关于加强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监督的意见》中,也规定了“不准在工作调动、机构变动时,突击提拔、调整干部”和“严禁突击提拔调整干部”。

  2016年12月,中组部又修订了《党委(党组)讨论决定干部任免事项守则》,强调“不准突击提拔调整干部,不准临时动议决定干部”。

  那么,是哪些“老领导”敢在中央的三令五申下,急着在退居“二线”前突击提拔“自己人”、“留后路”呢?

  记者发现,热衷提拔“自己人”的,首当其冲的是副国级“大老虎”、全国政协原副主席。

  2007至2013年,苏荣曾在江西主政6年,中纪委在通报中称其“大肆卖官鬻爵”,其曾自述“我算了一下,副厅级以上干部给我送钱款和贵重物品的人数达40多人”。

  十八大后,江西多名在苏荣任上获得提拔的省部级官员落马,如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陈安众、江西原副省长姚木根、江西原省委长赵智勇等。

  其中,2015年2月被“断崖式降级”的江西省政协原副主席许爱民,就是被苏荣“突击提拔”成为省部级高官的。

  曾有媒体报道,早年的许爱民,并不被苏荣“看好”。

  2001年至2011年,许爱民主政景德镇10年,先后任市长、市委书记。苏荣2007年任江西省委书记之初,对景德镇的发展很不满意,还在会议中多次批评许爱民,喊话“不换思想就换人”。

  此后,许爱民四处托关系,最终跟苏荣妻子于丽芳搭上了关系,认于丽芳为“姐姐”。从此苏荣对许爱民的态度也大为改变,在2011年和2013年对其两次提拔,在离开江西、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两个月前,他将许爱民提到了省政协副主席的位置上。

  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有苏荣这样的领导,他提拔的下属会如何呢?前述提到苏荣提拔的江西省委原秘书长赵智勇,就在2014年6月落马后,被曝出“离任前突击提拔女干部”。

  2005年6月至2006年12月,时任江西省副省长的赵智勇兼任九江市委书记。2006年在离开九江前一个月,赵智勇一口气提拔了32名女干部,其中一名学校女教师直接被提任到团委九江浔阳区副书记的位置上,成为副科级干部。

  

  赵智勇

  不过,此后这名被突击提拔的女教师成为“被举报典型”,后被调回到学校原岗位。据统计,这批女干部中,至少有4人此后被“打回原形”。

  2014年7月,赵智勇被“断崖式降级”,取消其副省级待遇,降为科员。

  湖北原副省长郭有也曾“突击提拔”。

  2008年2月至2012年7月,郭有明在湖北宜昌担任市委书记。早年的郭有明对干部提拔管得比较严,曾有宜昌市委的干部对媒体透露,郭有明在主政宜昌时“比较抠”,提拔干部甚少。

  然而,在其2012年7月调任湖北省政府前,却对提拔干部“放了水”。

  在调任前半年里,宜昌市先后有5批26名干部被公示提拔,其中25人由宜昌市委组织部考核任命,提拔为县级干部。

  当地官员认为,半年提拔20余人,是郭有明对当地干部“心有愧疚、在离任之前提拔弥补,临走大方了一次”。

  记者注意到,十八大后被打掉的第一百只“老虎”、枪杀情人的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原副主席赵黎平,在“提拔自己人”时,出手最急。

  赵黎平曾在公安系统任职整整40年,在2005年官至自治区公安厅“一把手”。

  有媒体报道,赵黎平曾把妻子、儿子都安排到公安厅工作,他的妻子原本是一名国企员工,下岗后享受公安厅副处待遇,实际上并没有上过班;他的二儿子是名艺术爱好者,也进入公安厅工作,担任某市公安局副局长,此外,赵黎平还帮助海南省原省长冀文林安排亲戚到公安厅工作。

  2012年7月离任公安厅长前一周里,赵黎平“火线提拔”了10余名干部,均是从正科级提至副处级。此举造成公安厅领导抱怨,“3年不用动干部了”。

  而赵黎平的“突击提拔”也得到了回报,他在退休后,依然使用着公安厅的公车。

  记者梳理发现,除了副国级、省部级“老虎”,低级别官员中突击提拔的案例也不少,其中堪称“之最”的,是山西省长治市原市委常委王虎林,从1999年2月5日至4月24日,他在担任长治县县委书记最后两个月里,共提拔多达432人。

  那么,被突击提拔的那些官员,真的坐稳位置了么?

  2014年2月,湖北省委在对中央巡视组反馈意见整改报告中称,武汉市委宣传部原部长在离任前违规提拔了19名干部,结果,3名负有相关责任的领导干部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这些被突击提拔的19人,都被降为原职、工资降为原级,还成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反面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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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报:有干部退居“二线”前突击提拔“自己人”

  每逢地方换届,总会有的同志走上领导岗位,有的同志调动工作岗位,也有一些同志因身体、年龄等原因离开领导岗位,退居“二线”。多数领导干部讲党性、顾大局、守纪律,能够正确对待个人的“进退留转”,自觉服从组织安排。但现实中,也有少数干部,不能正确对待自己的职务变动,退居“二线”后心态失衡,出现消极、抵触情绪,甚至违反组织纪律。

  有上就有下、有进就有退。有的干部在领导岗位上干了两届,十分清楚换届时自己的“帽子”可能会动,于是,在“反正也提拔不了”的意念驱使下,被动应付工作,把本该完成的事拖着不办、把任内的活交给后来者,玩“击鼓传花”的游戏;有的干部本来一贯工作积极,退居“二线”后心想“船到码头车到站,工作好坏不显眼”,形象不注意了、工作也随便了,办公室常常唱起“空城计”,却沉迷于“麻雀()台上论英雄,杯光酒影见高低”;还有一些干部大半辈子廉洁从政,但年龄一大,自感提拔无望,便放松了对自身的纪律要求,甚至不讲公德讲私情、不讲原则讲变通,心怀“辛苦了大半辈子,不能就这样雁去无留声”,结果拿了不该拿的东西、接了不该接的人情,以致晚节不保。

  我们党的历史上有很多正反两面“镜子”。很多党员干部退居“二线”后工作热情不减,工作态度不变,一如既往地发光发热,甚至退休后也是如此。杨善洲退休后还造出了万亩森林,为社会创造了上亿元的物质财富,也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与此相对,也有少数领导干部退居“二线”后心不甘、情不愿,退居“二线”前夕突击提拔“自己人”,为自己“留后路”,还有极少数领导干部疯狂敛财、给后任班子设阻。这些表现,根子还是党性不纯,甚至原本就党性缺失。

  “二线”干部的“退”既是“自己的事”,也是“组织的事”。“二线”干部“退”得好不好,关系到地方换届是否有序推进。“二线”干部若管理不好、使用不当的话,既会造成党政人才资源闲置,又会影响党员干部的社会形象。

  对干部自身来说,从领导岗位上退居“二线”,短时间内或许有些不适应,但必须及时调适、转变角色、摆正位置,清醒地认识到“二线”干部,也是党的干部,是党的干部就应该讲政治有信念、讲规矩有纪律、讲道德有品行、讲奉献有作为。“甩手掌柜”当不得,“卸担子混日子”更要不得。领导干部退居“二线”是优化干部队伍结构的务实之举,那些认为“二线”干部是“日暮西山”的说法,折射出对他们尊重不够,这也导致部分“二线”干部即使主观上想干点事,也会因怕被误认为出风头而不敢放手干。因此,“二线”干部所在单位也应给予充分尊重,为其继续作贡献营造良好氛围。对各级党组织而言,则必须切实扛起主体责任,用好干部“能上能下”的指挥棒,加强对新修订的干部任用条例等政策法规的宣传运用,引导干部队伍端正思想,正确对待荣辱得失与角色转换,确保地方换届顺畅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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